重新发现中国：清帝国的意识形态与二十世纪初现代中国民族身份认同的兴起

重塑“中国”：清帝国意识形态与二十世纪初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兴起

赵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摘要】这篇文章同时运用了满文和汉文史料来探讨清帝国和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在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之后，清朝统治者认为他们所创建的国家即是中国，就像他们通过18世纪在亚洲内陆的一系列战争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中国”。及至20世纪初，教育体制（科举制度？）已帮助满洲人争取到那些拥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汉族文化精英阶层的支持。尽管满人的统治在1911年就以告终结，但中国人已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只属于汉民族的国家：中国的现代身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换言之，对现代中国而言，清王朝所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广袤的疆域，还包括一个全新的“中国”概念，这为其民族认同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民族认同；中国的概念；中国；多民族国家

几乎所有谈及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都会同意，清王朝遗留的领土为作为一个地理和民族概念上的实体的现代中国提供了基础（何柄棣）。然而直到最近，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是，清廷创造性地把中国的概念重新定义为一个由其他民族和汉民族共同组成的国家，这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主义者提供了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民族国家。一个很好地表现清廷统治者在对汉民族概念上的中国创造性地灵活利用的例子是1755年（乾隆二十年）乾隆皇帝所颁布的上谕（御制碑文），碑文宣称：“於是有守在四夷羁縻不绝，（四夷）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兴矣然，此以论汉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谓我皇清之中夏也。”清代统治者采用了这一观点，他们将之作为表现清帝国多民族本质的一种新的观念。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清廷是如何将中国的概念发展成多民族的清帝国的概念？以及这个观念在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构建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在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清史学界的学者都只不过把清帝国即是中国（the identification of Qing with China）作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事实，而没有注意到清帝国对中国的理解的复杂性。从那以后，由于中国化模式受到质疑，许多

历史学家都认为长时间以来将中国和清帝国视为一体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并指出清帝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帝国，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这个名字并不指涉除了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以及中国本土。（米尔沃德；克罗斯利）

新近，学者们赋予了清帝国的中国概念更为复杂的解释（内涵）。马克·艾略特（欧立得）指出，由于中国本土和清帝国治下的亚洲内陆地区的长期统一，到了十八世纪末，中国这一名称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中国本土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了（艾略特）。而在皮特·普度看来，中国国家主义（国家意识、民族主义）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后期，当时在清帝国的北向扩张过程中，清军曾与俄罗斯人发生过冲突（普度）。这些观点都在提醒我们清帝国的历史与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认同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其权威性著作《满洲之道》的末页，艾略特（欧立得）同样强调，分析“大清”和中国的概念“将会为未来讨论满洲人和他们所建立的帝国对于中国和亚洲内陆在现代世界中的意义提供素材”。然而满洲统治者是否以及如何将中国的概念融入到清帝国的多民族国家的建设进程中仍然没有定论，更不同说清朝官方思想是如何影响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建构的了。

借助中文和满文原始材料，本文将讲述一个不同的关于清帝国和中国之间关联的故事。在笔者看来，自取明而代之之后，清廷统治者就将他们与中国融而为一，并将其疆域扩大为包括亚洲内陆许多地区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实体。在清朝末年，由于帝国的喉舌已经为汉族读书人所接受，并以官方形式（正式地？officially）散布于整个教育体系（文化体系），这使得其拥有了广泛的受众，并对国内的汉人的认知具有影响甚深。更为重要的是，这最终构成了为新的共和政府所接受的、作为其民族认同的“大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泉。

清非中国：早期满人国家的观点

现存最到的关于清廷统治者对于中国的态度还要追溯到满洲国家的形成期。建州部，这个清代诸帝的始祖部落，在当时还只是明王朝的一个小型服附庸部落，而满洲人也认同明朝官方对于中国就是中国本土以及汉族人的观点。明王朝的统治范围远小于现今中国的领土范围。那些在十八世纪末期前纳入中国领土的亚洲内陆区域——满洲里，蒙古，新疆，西藏和其周边区域——在当时还没有被当做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倒是像朝鲜、越南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向中国入贡的国

家被视作是属于中国（明会典和钱穆，芬谢等人的著作中都表达了这一观点）。在明代，中国这个概念所指的是两京一十三省以及居住在这面土地之上的汉族人（胡阿祥）。这一说法对十五世纪前期的汉族精英而言是习以为常，不言而喻的；这一观点经由普及的、官方的地图和地理著作的传播而深入人心（为许多人所接受）。

在满文材料记载中，最早提到汉族人用的是“尼堪”（满语汉人）一词，而明帝国则被称为“尼堪国”（即汉人国），或者是“尼堪大明国”（即汉人大明国）（这一材料来源于旧满洲档案）。早期满洲统治者直接接受了明朝的观点，将中国等同于明帝国以及汉族人。满文中关于“中国”这个词的许多汉语词汇的翻译都清晰地反映了这一观点。比方说，在皇太极时期，在一个当时就职于明朝的汉人官员的中文回忆录中，在提到明帝国时即使用了“中国”一词，而在满文中则称之为“尼堪国”。（以上林伟）

随着满洲国家的崛起，满人统治者在他们自己与“中国”之间划下了一道日益深刻的分界线。在1627年，第二任后金大汗（满洲最高统治者）皇太极尝试与大明朝廷商讨边界问题。在一封官方信函中，皇太极（向明朝皇帝）提议将山海关作为满洲国家与明朝之间的正式（法定？）边界。很明显，这位女真人1的大汗认为自己的国家独立于“尼堪国”之外，与之平起平坐。然而，一旦清朝取代了明朝，这一态度就难以避免地（微妙地？不得不？）发生了变化。

大清即“中国”

占领北京之后，清朝统治者们立刻开始视他们的帝国为中国（的继承者）。“中国”（zhongguo）这个词大约于公元前十世纪时首次出现，它的字面意思是指“中央之国”，但它实质上并无特定的族群和地理意义（余绳武，1981:1-11；王尔敏，1977：441-46；罗志田，1998:1-91；胡阿祥，2000:243-91）。这一词义的模糊为周代众多诸侯国通过占用“中国”这一身份标签来维护自身政治优势而大开方便之门。当时，我们今天所知的周、燕、鲁和卫等国家常常在非正式场合与文献中（contexts）称呼自己为“中国”，特别是在为了与那些拒绝接受周朝礼乐制度的蛮夷部族（tribes）划清界限的时候（罗志田，1998:35-53；王尔敏，1977：441-45；胡阿祥，2000: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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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皇太极还未将女真族名改为“满洲”。——译注

多亏了这一传统，在今天被称之为中国的这块土地上，各个曾经厮杀竞逐的国家被一一征服，各国的疆土最终为一个唯我独尊的统治者（皇帝）所统一，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绝大多数的中原统一王朝骄傲（自豪？）地以“中国”自居，它们同时也始终保持着各自独特的王朝名号——“汉”、“唐”、“宋”、“明”。很显然，这些王朝把这些国号与“中国”视为可以交替使用的名号，二者指向同一个政治实体（王尔敏，1977：441-80；胡阿祥，2000:258-64）。在清代以前，（中原王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会频频使用“中国”一词；与之相反的是，那些独一无二的王朝名号及其变体，例如“大魏”、“大金”、“大元”，“国朝”和“本朝”等均适用于国内的情境（胡阿祥，2000：273-75）。到了明代，“中国”一语则被普遍视为国家正式名号而广泛出现在法令之中或其他官方文献之间。

但是，

随着满族政权的日益强大，满族统治者在他们自己与中国之间划定了一条日益鲜明的界限。在1627年，满族的第二代统治者皇太极一直同明朝廷争论疆界问题。他曾在一件官方文书中指出山海关应该被作为满人政权（大金）与中国的法定分界线。很明显，他把他的政权看做有别与中国的独立政权，然而，一旦清进犯大明，这种想法必然发生改变。

将大清等同于中国

占领北京之后不久，清朝统治者便开始将他们建立的帝国视同于中国。中国这个词汇在十世纪前后首次使用，意思是“中央的地方”，但并非指向具体的民族或者地方。这种含糊的表达默许了周时期众多政权的存在，他们都通过合理的标签来表明自己的政权优先性。像我们所知道的诸侯国如周、燕、鲁、卫，他们大都在不正式的语境下把自己当作“中国”，尤其是在他们区别自己同不接受周朝规章、制度的那些部落的时候。

由于存在这样的先例，周代以后的两千年间许多相互争斗且位于今天中国的许多政权一旦被征服并且国土被吞并，随后建立的王朝都会自许自己是“中国”。他们也会为自己的政权取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像汉、唐、宋、明。这些王朝的统治者显然认为这个名词是可以同政权名称互相替代的并且指向相同的政治体制。先秦时期，“中国”一词被用作处理对他国的“国际”关系之中，相反，他们独一无二的政权名称和中国一词的变体如大魏、大金、大元、国朝、本朝却用

于国内的语境之下。到明代，中国被普遍用于国家官方的法令标题与其他文书之中。

但是因为新王朝的统治者与前朝统治者来自不同的民族，他们理解的中国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当非汉民族成为中原的统治者，中国便成了包含汉民族与非汉民族的混合体。然而由汉人建立王朝之时，如明朝，这个词汇仅仅指汉人的居住地。有证据显示，尽管中国一词源自汉人，然而这一词一直被各民族长期共享，而且被非汉民族重新定义。尤其是对于接受中国概念的非汉民族而言，他们却没有汲取本民族自身认同的观念。例如，尽管金元统治者都采取了区分汉与非汉的政策，但是很显然他们将自己的政权看作中国。

少量留存的证据恰恰表明清廷决定信奉自己的文化传统，然而不久之后清与明朝的争斗使得这一可能性永久消失了。在清帝国的法令文书中，中国便等同于大清。正如更早时期被提到的那样，在明代时，清统治者是将自己有别于中国的，然而随着明朝的灭亡，清廷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清和中国变成了可替换的官方用语，并且在官方文件中后者经常代替前者。

对于清廷的这种转变有几点显而易见的原因。第一，无论是本土还是外来的中国统治者都会为了适应自己需求而将中国的范围重新定义。第二，如果他们公开信奉中国这个概念（自己就是中国），比如接受汉文化，他们会赢得汉人的支持。为了得到得到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好处)，清廷在对外事务中采用中国作为清的代名词是很自然的。清廷在条约、对外通信等等中经常使用中国一词代表他的地位与政权。这种使用更为明确的表明清朝的中国认同。尽管政治环境发生改变，但是从顺治到乾隆一直将清等同于中国，而且时刻调整中国的范围来适应领土的扩大。

将清等同于中国这种身份认同最早在1656年清廷颁布的法令中出现。这是一份清廷同蒙古关于领土纠纷的文件“在明朝时期向蒙古进贡的藩属由蒙古管辖，而那些臣服于前明的藩属则属于中国”。

从那以后，无论不是汉语的或是蒙语的官方文书还是私人文集，无论法令、条约、皇帝的私人作品还是满族官员的游记都在频繁使用中国一词。1710年在关于中朝界线的法令中康熙帝指出之前是满族的土地也属于中国，发源于长白山的红洞河（今天位于满洲北部松花江）完全属于中国，鸭绿江的西北部属中国，

图们江东南方的土地属中国。

在17世纪早期到18世纪同外国所签订条约的满文与中文译文中大很清明确地被等同于中国。比如，像在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所使用的词语，这个条约解决了清帝国与俄国之间存在已久的领土纠纷问题。外兴安岭南部地区属于中国。为了与中国和好，俄国不再有任何异议。

从这个条约的满文译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俄国在处理疆界纠纷时索额图被封为中国皇帝的使者在尼布楚同俄国大使会谈（谈判）。满文中Dulimbai gurun一词的标准汉文翻译是中国、中原、华，并且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一词在1689年清廷颁发的官方文件中首次出现。这一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另一个满语词汇dulin，意思是“中的”“中心的”。上面一段话中Dulimbai gurunI enduringge huwangdi翻译成中文是睿智的中国皇帝。许多官方满文档案，比如文章后面要引用到的档案，对于大清皇帝的称谓使用了不同上面的词汇DulimbaigurunI enduringge han（睿智的中国可汗）。

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前三年，即1686年，清廷的一封信函被送到了俄国“西方国家都遵守天朝（中国）所制定各项制度”。在1693年，送到俄国的文件里说到“待我们将此事汇报天朝（中国）皇帝，便返回”。在译为满文的俄国信函中，清廷和皇帝被译为Dulimbai gurun和DulimbaigurunI enduringge han。从其他呈给康熙帝的俄国文件的满语译文中也会看到相似的翻译。

从康熙到雍正时期的其他外交文件中可以看到更多奖清等同于中国的证据。从1661年到1734年，现存的中俄外交档案中，有超过160处使用Dulimbai gurun作为官方的清廷头衔。

乾隆时代，清朝对于中国的身份认同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满语与汉文中——“中国”这个词——在清帝国的政府公文，甚至皇帝的御制诗歌中，被司空见惯地使用。20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公众开放了乾隆朝涉及中俄关系的物质生产档案，据整理这些档案的专家屈六生介绍，“中国”这一概念在这批档案中使用的频率，远高于康雍时代的同类档案。1735年，乾隆皇帝在他继位之后不久，就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外国人欣赏的只是武力，??”（此处请

童子代查《乾隆御制诗文全集》）在1754年的另一首诗中，乾隆写到“中国怀柔宁从厚”；1780年则下诏“中国在对待外国人??”（请童子代查《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清朝诸帝有时为了刻意强调其身份认同而使用“我中国”这样的短语。1712年，康熙通过赴俄使团致书俄国说：“我中国并无此地方”，又“我中国或有”云云。1729年，一份送往俄国的政府公文更是以“据我天朝惯例”开头。1750年，乾隆皇帝给准格尔汗的诏书中则有“今多人自我中国逃至你处”的字样。

清廷官方文件通常都有满汉语异文两个版本。1720年代，满族官员图里琛担任了与俄交涉使节，他将他的见闻写成了著名的游记《异域录》，这本书就是以满汉两种文字印行的。这本书的满汉异文本，分别称呼“中国”为——“XXX”和“中国”——更多时候则径直称“大清”，满语的“大清国”仅仅出现了一次。图里琛经常使用满语“我们中国”，以表明其效忠对象：“在我中国，无人胆敢??”（写尼玛《异域录》啊，中文有你还去引满文档，秀满文好了不起啊。老子不翻译这句了）

不仅是在作为帝国首都的京师满人对于中国具有显著的认同感，在满洲关外亦是如此。早在1660年代，被流放到宁古塔诗人方拱乾（一译方拱干）就在其《宁古塔杂诗》中写到：“逐客已悲身万里，来人犹说是中华”，19世纪早期，日本探险家间宫林藏曾到达黑龙江河口地区，并与当地官员进行了接触。他的书中记载，虽然官员们向他展示了“大清国”的官方印绶，但他们都称“大清”为中国。

清廷亦习惯于使用诸如“国朝”、“我界”、“本朝”等词语来称呼其国家。但清廷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词语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例如，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中文文本中，“中国”一词被作为国家的证实称呼，但在另外一个文本中，该词则被“我界”取代：“从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海，岭南属于我界，岭北属于俄罗斯”。

同样，乾隆朝处理中朝边境军事界限的诏书中，也将上述几个词语看作同义词。第一份诏书强调，该边界标识位于“中国界内”，第二份诏书则声明其在“我朝界内”。知道19世纪晚期，上书者向清帝请愿也并未区分中国与清朝。例如，据1883年的记载“越南已告知中国，希望我朝能够在她与法国之间进行斡旋”

云云（《清季外交史料》）。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大清”就是“中国”。

重新审视作为多民族实体的中国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清代，定义中国具有两种方式，通过构建“汉族中国”的身份认同的民族主义路径，以及依靠制造儒家与非儒家的社群分裂的文化路径。无论二者之间哪种定义，作为非汉族的满族只有通过完全接受儒家知识体系，才能获得中国的身份认同。同样的，这两种定义拒绝其他非汉族——即那些来自内亚的种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是非儒家文化信仰的群体。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清朝试图通过边疆这一新界定来超越种族隔阂。

满洲对中国种族主义观点的否定，首选是从词典编纂学意义层面上开始的。1644以前，清廷将“中国”译为“XXX”，这一译法基本是与明朝作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相适应的。但明亡以后，清廷就采用“XXX”这一完全不同的称呼来指称中国了，这一变化，将清廷从概念上消解汉族中心的成效展露无遗。（这句话翻译不来啊，快来看啊）

同样，中国作为一个儒家共同体的概念，被另外一种强调政治疆域的观念所取代。因此，内亚——新的且完全非儒家的地区被纳入清帝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雍正皇帝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大义觉迷录》里写到：“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相同的观点还可见于1750年代由官方编纂的《皇朝文献通考·禹地考》。中国的范围被定义为了清朝的疆域，而疆域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因此书中强调，那些在前朝被视为“羁縻”的地区，全部已被纳入了清朝的版图。这使得清朝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皇朝文献通考》的地理学部分，中国不仅包含其原有地区，更包括清朝统治下的内亚地区。这些原始资料都表明，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内亚及其地区内所居住的非汉族，都已经被纳入了清朝统治之内。（用个鸡巴的不拉不拉不拉~翻译不来啊）

1750年代，许多汉族官僚都反对清廷在西北地区拓土开疆，理由是这些地区从来就未曾真正属于中国。为了反驳他们，乾隆皇帝在庆祝对准格尔的胜利时，亲自撰文，说明清朝和前朝在“中国”这一概念上的区别。为了维护他在“中国”这一概念上的权威，同时也拒绝将非汉族族群排除在“中国”之外，他否定了特别是汉唐宋明以来所有宣扬关于“中国”概念的政治言论。通过重新定义中国，这位中国皇帝不仅制定了自己的标准，还通过八旗制度将不同族群纳入到帝国中

来。（以上阙海）

尽管源远流长（its roots lay further back），但康熙，雍正和乾隆的诏令使得“中国”的新定义更清晰而成系统。在《大义觉迷录》出版之前的半个世纪，《尼布楚条约》（以及一些相关文件）中已经有类似的说辞来定义北满洲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满文的条约中宣称：“凡流入萨哈林江（黑龙江），自大兴安岭阳面以至于海，为中国的领土”（SDRK，8）。

不仅如此，该条约还涉及了清廷的一个允诺“竖一块刻着拉丁文、俄文和中文（条约）的界碑在两国谈判处”（SDRK，10。1690年，条约签订一年后，这块界碑得以竖立，在俄罗斯的一边刻着拉丁文和俄文，另一边刻着中文，满文和蒙古文。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隐喻——在17世纪80年代，中国不仅仅再指向“汉”，表现为并不只是使用了单一的中文而是用了三种语言。

17世纪末18世纪初，蒙古（准葛尔部2）的首领——好战的噶尔丹使得康熙帝发动了一系列的惩罚性的战争。战后外蒙古成了清版图的一部分。在18世纪20年清政府和俄罗斯签订新条约声明边界，把外蒙古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所有的土地）沙毕纳依岭以南至额尔古纳河属于中国”。（《恰克图条约》）

18世纪50年代，清廷击败了准葛尔又吞并了新疆。因此清版图有了扩张：“蒙古准葛尔部的山和水使中国的版图完整。”（Elliott，2001）

其他类型的一些文献也阐明清廷18世纪中期包括内亚的拓张中国之意图。18世纪50年代，供职于清廷的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意欲作了一幅世界地图上呈给喜爱西方奇物的乾隆皇帝。因为这时蒋氏的地图是基于征战准葛尔之前的地理信息，所以中国的版图还没有包括后来被称之为新疆的地区。但是，在征服之后，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观点的影响了一些制图师。蒋氏耳闻了这个消息后，他加紧了重制，使地图里面中国包括了新疆。1756年，乾隆高度赞扬了这幅呈递给他的重制后的地图，此图中中国的边界之内有满洲，蒙古，青海和西藏。（Qin Guojing，1997）

18世纪末满族官员椿园编纂的《西域总志》是尤其重要的地方志，这同时也展现“中国”如何被重新思考的。椿园表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南即中国地界”（Chunyuan，1966：2.22b-23a）。在另一处他指出：“雪山之在中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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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原文为蒙古首领

嘉峪关外东西绵亘九千里”（Chunyuan，1966：3.1b）。蒋友仁和椿园的书写展示了清朝官方在18世纪中期曾经清晰的视中国为一个多民族实体，而这开始影响了地理学和制图学。

在内亚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后，这些地区不再被划进朝贡国的范围（HC，7263-412），这里的居民不再被视为化外之民——一个适用于朝贡国的居民的形容，而若是在这点犯错可能是危险的。比如，1787年，陕西总督巴延三在呈乾隆皇帝的备忘录提及藏族仪式为一种“夷俗”，皇帝对此的回复有些尖刻：“况卫藏久隶版图，非若俄罗斯之尚在羁縻，尤以外夷目之者可”（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1964：19019）。

另一个直接的影响是，内亚并入中国的版图重新定义了中国人——一个多族裔的集合。清廷把蒙古人看作中国人和满文公文佐证了这点。早至17世纪50年代，清廷在统治了蒙古之后，视蒙古人为“中国之民”（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1964：103.10b-11a）。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东北满洲的非汉人被这个词所指称。

一个首要的例子是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康熙签署这个条约的原因是他希望避免他的蒙古臣民逃到俄罗斯（Perdue，1998）。在条约中，那些住在中俄边界的蒙古人被称之为“中国之人”。这在满文文本中是”Dulimbai gurun I niyalma”, 可以翻译为“中国之民”，蒙文版本中为“（两国均同意停战）搜寻遣返那些跨越边界的子民，包括中国之民现居俄罗斯或俄人现滞留中国（SDRK，9）。在中文版本中为：“从前??俄罗斯所有中国之人仍留不必遣返”（大清圣祖仁皇帝，1964：1936）。在康熙统治后期，皇帝在面对西方威胁时认为汉人的立场没有蒙古人和满人坚定3（3598），他认为“中国之民”不应当被视为单一的汉族而是应该是多族裔的。

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重申蒙古人的身份认同应为中国人，满文版本中清楚的体现了这点：“（如有罪）这些中国人应该被处决”（SDRK，71-72）。因为直到20世纪初，大多数的蒙古人居住在外蒙古，而满文中的”Dulimbai gurun i niyalma” 所指的就是他们。

17世纪20年代左右的《理藩院则例》中出现了相似的关于新中国人的陈述。在其中的一则中记载到：“??鄂罗斯尼布楚城送回逃人两名，著理藩院行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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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汉人难为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台北：华联出版社，1964年。

奖??嗣后有伊处逃入潜往索伦等处者，察出，奏闻潜回??如从久居地方逃亡别处者，追回，照逃人例治罪??调来兵丁逃回者鞭一百，给旗内为奴。如系家奴，鞭一百，交还其主”（转引自，Nomiyama，1977：63-65）4。

最早出现于17世纪晚期，清廷已经抛弃了中国人唯独是汉人的观点而创造了一个包括内亚的非汉人的群体的多族裔的中国人的概念。两个多世纪之前，中国和中国人这两个概念已经很接近于今日人们所认识的20世纪的国族概念，即中国和它的国民。（以上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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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该引文原文为日文，野田山温的《露清の关系》即《中俄关系史》，1977年东京出版。野田君由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摘录此事，今特查出原文，参见赵云田点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30-231页。

奖??嗣后有伊处逃入潜往索伦等处者，察出，奏闻潜回??如从久居地方逃亡别处者，追回，照逃人例治罪??调来兵丁逃回者鞭一百，给旗内为奴。如系家奴，鞭一百，交还其主”（转引自，Nomiyama，1977：63-65）4。

最早出现于17世纪晚期，清廷已经抛弃了中国人唯独是汉人的观点而创造了一个包括内亚的非汉人的群体的多族裔的中国人的概念。两个多世纪之前，中国和中国人这两个概念已经很接近于今日人们所认识的20世纪的国族概念，即中国和它的国民。（以上廖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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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该引文原文为日文，野田山温的《露清の关系》即《中俄关系史》，1977年东京出版。野田君由

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摘录此事，今特查出原文，参见赵云田点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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