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1949年11月23日，中国同阿尔巴尼亚建交。在建交的68年间，两国从海内知己到水火不容，其中曲折大众虽有谈论，但一般也只是谈其表面，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是情有可原的，并且不少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以启示。

（一）中阿关系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阿尔巴尼亚是首批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两国的关系在建交期间一直是起起落落，但是如果结合当时国内国外的环境，就会发现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阿尔巴尼亚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西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南斯拉夫铁托的支持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建立了共和国。之后一直可以说是被南斯拉夫控制。当南斯拉夫政权与苏联分道扬镳时，阿尔巴尼亚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苏联一边，摆脱南斯拉夫的控制，并开始清洗自己党内所谓的“铁托分子”。也从此阿尔巴尼亚全面依附苏联，苏联开始代替南斯拉夫对阿提供经济、军事等全面的援助。

其实在建交之前，中国并没有听过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名字，在整个东欧共产主义阵营里，阿尔巴尼亚是国小力微的一个国家。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阿两国越走越近，在1954年两国开始互设使馆和互派大使。

1955年5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苏南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化，苏阿关系开始恶化。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同时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日趋严重的苏联引起中阿两国的不满和恐惧，尤其是1958年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事件致使中苏矛盾升级。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力排众议在中苏两国中支持中国。而这也彻底激怒了赫鲁晓夫。1960年至1961年，苏联先后单方面撕毁对中、对阿经济、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全部援中、援阿苏联专家。1961年底，苏联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但是与此同时中阿关系却迅速升温。最引人注意的是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且礼遇规格极高。周恩来总理曾先后于 1964、1965、1966 年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受到阿方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阿方领导人访华时，除毛泽东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前去机场迎接，北京还组织了百万人规模的群众夹道欢迎。当然，最实际的还是中国接替苏联，成为了阿方最大的援助国。

据新华社高级编辑、前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驻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记者王洪起回忆：“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但是在1961年春，我国正值大饥荒时期，此时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几十万吨粮食”的难度和珍贵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可阿方的态度却令人心寒。曾短暂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写道：“特别令我感到忧虑的是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除此之外阿方领导人还提出以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为标准向中国索要援助，要求“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这种无理的要求，但更令人气愤的是我国连用来赈济大饥荒的进口粮都援助给了阿方，阿方却贪得无厌浪费严重。

据耿飚回忆：“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王稼祥在1962的七千人大会上了解了相关情况后，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在信中他提出：“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的方针。对外经济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但他的建议却并没有被采纳。

尽管国内已有反对对阿的这种无节制援助行为，但是中阿两国的关系此时还是蜜月期。1966年5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为世界上唯一对“文革”表示支持的执政党。同年底，毛泽东在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把阿尔巴尼亚形容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将中阿关系比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阿两国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问题上的高度一致，将两国关系推向了高峰。

但是1969年中苏爆发了珍宝岛战争，中国开始谋求与美国关系正常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此事在阿尔巴尼亚引发强烈“地震”，阿劳动党表示强烈反对。1973年后，两国双边来往大幅减少。

但是在1974年10月，阿总理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强烈要求已处于经济崩溃边缘的中国继续提供高达50亿人民币的贷款。而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经不少，这次要求数量过大，中国力不从心，无法满足，且鉴于阿已有一定的自力史更生能力，中国决定少给援助。阿尔巴尼亚对这个结果相当不满，遂在国内掀起声讨中国的运动，并拒绝提供中国需要的原油和沥青。

1976年，周恩来、毛泽东的相继辞世以及中共粉碎“四人帮”、纠正文革错误等做法致使两国在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1978年，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才正式作出终止对阿援助的决定。这年年底，阿领导人霍查在公开讲话中，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其随后出版的著作《中国纪事》，则全面反华。直到1985年霍查去世之后，阿国内“反华”声浪逐渐收敛，新一届阿尔巴尼亚政府明确表示出同中国发展正常外交关系的意愿，两国才恢复外交关系。

（二）中阿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

（1） 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正如王稼祥在建议信中所写的：“对外经济援助，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据统计，中国对阿援助的近二十年间，经济、军事援助项目总值高达100 多亿元人民币，成为当时驱动阿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

力。在当时经济和技术仍比较落后的背景下，很多援阿项目已远远超出中国的能力范围，使得中国国民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中国在当时不仅只是援助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我国还曾向朝鲜、越南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巨额经济援助。

当这种超出国力的外援难以为继时，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双方就会互相埋怨，甚至反目为仇。所以援助也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让双方都受益，而不是相互怨恨。

（2）在历史的角度下客观地看待对阿援助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援助是“革命援助”，是世界共产党运动的特殊现象。 像我国1958年l0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中说：“认真做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直接以文件的形式，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外交关系，转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兄弟关系。

虽说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感觉，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那个年代中国所处外交困境。而阿尔巴尼亚当年曾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多方奔走，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积极支持中方原则立场，这些举动对当时内外交困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3)不应将意识形态做为决定外交政策的标准

当初我国建国时就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连援助都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划分的。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意识形态并不等于国家利益。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起初我们以意识形态来处理对外关系，最终带来对外关系上的闭关自守和经济发展上的落后。这个错误我们不应在犯。

【参考文献】

1.舒云.纠正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中国外援往事.同舟共进.2009年第1期 2.叶皓.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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