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苏轼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苏轼是宋代词坛上最杰出的革新家，在中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埃之外。”他的词如行云流水，若不经意，而气体高妙。苏轼的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表现出豪迈的气概，表现出旷达的胸怀，从而，新天下人耳目，为后人“指出向上一路”。

元代杨维桢在《赵氏诗序录》中说：“评诗品无异于人品，人有面目骨体，有性情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也然。”明代李贽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见解：“盖声色之采，发乎性情，由乎自然，性情激烈者音调自然疏缓，明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皆性自然之诣。”（《读律肤说》）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他关心国计，积极从政，宽简爱民，怀有以身许国的壮志。但由于政治上的屡遭挫折，他逐渐地接受了佛家和道家“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并以这种超然、旷达为支柱，在沉重的打击和险恶环境面前不消沉、不绝望，表现出一种遇事达观超脱，心胸开阔的性格。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反映在词中，便形成了其词独特的风格特色。后人评价苏轼，所谓“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所谓宋词“至轼而又一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指明了他的突出地位。苏轼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苏轼强化了词人的主体意识、丰富了词的内容。

词长于抒情，从晚唐到五代的文人词，所抒之情往往是带有共性的情感，诸如男欢女爱、相思恨别、叹老嗟悲等。特别是温庭筠登上词坛，词在内容上局限于“艳科”的境界，主要以描写歌妓的生活感情、男女间的离情别恨，词风委婉含蓄，形成了左右词坛经久不衰的“花间派”。柳永的崛起，打破了花间词的一统天下，但仍跳不出“艳科”的范围。而苏轼以其“横放杰出”的天才，以诗为词，把诗家的“言志”和词人的“缘情”结合起来，注重表现词人的主体意识，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内质，丰富了词的内容，开辟了词的新境界。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表达了作者为国建功的豪情壮志，抒发了作者的爱国激情。上阕记述出猎的盛况。我这上了年纪的人也姑且抒发一次少年人的豪情吧。左手牵上矫健的黄狗，右手托着雄猛的苍鹰。看我像三国时孙权那样亲手射杀老虎吧。下阕抒发报国杀敌的壮志豪情。只要皇帝重用我，我定会将这弓拉得像满月一样，射向西北边境的侵略者。北宋国势长期积贫积弱，经常受到来自西北边境的威胁，一贯主张加强国防力量的苏轼自然也常常为此而担忧，这首词就抒发了希望得到皇帝的重用，为国立功的爱国主义思想。全词场面阔大，气势雄壮，感情激昂，将抒情和言志结合了起来，将所抒之情由普泛化走向个性化、具体化，加强了词的现实感和深度，强化了作者的主体意识。

苏轼报效国家，希望为国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还表现在他的咏史怀古词中。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诗人谪居黄州，报国壮志无法实现，功名事业也豪无成就。因此在泛游赤壁之时，借古抒怀，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怀古之作。词以赤壁的壮丽景色和雄伟的古战场为背景，集中笔力塑造出一个雄姿英发的周瑜形象，歌颂了他在赤壁之战中的历史功绩，并借以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但时光空逝却壮志难酬的深沉感概。

苏轼的咏物词也流露出作者强烈的内心情感。他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以孤雁自况，一方面抒发了自己政治上失意后的孤独寂寞以及不为人理解的苦闷和幽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自己孤高峻洁，不趋从合流的人生态度。

苏轼的婉约词不同于以前婉约词派的作品，也传达出作者的内心感受。如他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是苏轼的一首婉约词。叙写的是晚春初夏时节一场微妙的稍带喜剧色彩的情绪变化。上阕写景，“枝上柳绵吹又少”虽然是伤春，但下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将伤春之情化作了对自然界生命的哲理性观照，表达了作者超脱旷达的胸怀。下阕叙述的是一幕小小的情景剧。其中“多情却被无情恼”，是作者在特定的情境下产生的对美好事物的天真向往和毫无功利性的愉悦感受。

此外，苏轼用词悼亡（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描写农村风光（如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探索人生哲理（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表达了作者的内心情感以及对生活的体验。这些词扩宽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内容。

苏轼不同于以往的词人，他的词主要是表现主体意识，塑造自我形象，表达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抒发自我的人生理想。这是因为他的词是“缘事而发”，是因为现实生活的激荡、主体心灵受到撞击，情感郁结于中而不得不发。主体意识的强化，抒情主人公的变异，打破了旧的抒情程式和创作心理定势——即题材的取向总是以思妇佳人为表现对象，以普泛化的男欢女爱、相思恨别为主题，而把题材的取向从他人回归到自我，像写诗那样从现实生活中撷取主题，捕捉表现的对象，抒发自我的情志，把表现“共我”转化为表现自我，把代言体变成了言志体。此后南渡的大部分词人和辛弃疾，都遵循了这一体式。他们无不词如其人，词中有我，把词作为他们发泄“不平之鸣”、抒发豪情壮志的工具。

二、苏轼转变了词风。

从晚唐到五代的文人词，多以婉约为主流。北宋中期正是柳永词风靡的时代，整个词坛呈现出一片柔靡纤弱的风气。苏轼的崛起，打破了“婉约词”的一统天下。他凭着自己“横放杰出”的天才，以自己新人耳目之作，力矫柳永词的轻软，开创了豪放词风，成为豪放词派创始人。

刘辰翁说得好：“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胡适也曾说：“词至苏轼而大变。”苏轼的豪放词，或抒发壮志豪情，或表现悲壮情怀，或激励友人建功立业，或描写闲适生活和游山情趣。题材不同，但都有一种恢宏豪迈，纵放不羁，清朗劲健的气象。表现出来的奔放的豪情，飞扬的深思，既象是奔腾不息的滚滚长江，又象是夏日的天风海雨，富于激荡人心的力量。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形象勇武，抒发了词人慷慨豪壮、激昂奋励的思想感情，表现出苏轼词放纵遒劲的特色。全词场面阔大，气势雄壮，感情激昂，完全别于婉约派的剪红刻翠，低回婉转。再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北宋词史上第一次以如椽大笔塑造了英武盖世的人物形象。这首词开端从滚滚东流的长江着笔，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和时间背景，气魄极大，笔力甚豪。接着集中描写赤壁战场雄奇壮阔的景气：“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写得何等有声有色！陡立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地搏击着江岸，一

望无际的江面上涌起了千万堆奔腾澎湃的雪浪。这浓墨健毫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了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必胸为之开扩，精神为之振奋。下阕写“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青年将军周瑜，他谈笑自若地指挥水军，抗御横江而来不可一世的强敌，使对方的万艘舳舻，顿时化为灰烬，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艺术婉力！宋人有的东坡这首词比如“教坊雷使之舞”。有的说，这首词“须关西大汉手持铜琵琶，铁绰板来演唱。”这都把这首壮词的“横槊气概，英雄本色”形容得淋漓尽致。真是堪称超群盖世，前无古人。另外，苏轼的词豪放中还孕含着阔达与清旷。如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写自己在月下的感情的起伏变化，写由月的圆缺想到人的悲欢离合，写发出美好的祝愿。词人用月亮活动的空间的浩渺天际衬托出一种雄浑豪壮的志趣。全词意境澄明高远，风格超达清旷，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苏轼词的主要风格是豪放，这种豪放风格和他的淋漓笔墨，大胆的夸张与想象，又形成浪漫主义色彩。如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千骑卷平冈”的气势、“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壮志，《水调歌头》中秋词中的“我欲乘风归去”的飘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一时多少豪杰”的赞颂、“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豪情，无不显示出一种豪迈的气概、浪漫的色彩。黄庭坚说：“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花草蒙拾》）陆游也说：“试取东坡之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老学庵游记》）苏轼的词气体高妙，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苏轼一生都处在北宋的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夹缝中，却执中执平，不肯趋从合流。面对惨淡的人生，面对精神上接踵而至的痛苦忧患，他不作穷途之哭，而是力求从忧患中超脱出来，求得精神的慰藉和心灵上的平衡。例如《临江仙》写家僮酣然入睡，“鼻声雷鸣”，无忧无虑，反衬出自我忧患重重，必灵激荡难平，世间荣辱、人生进退难以忘却。但在“江声”中，“风静”时，词人却似乎若有所悟，直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以“忘却营营”，摆脱人生的忧患，表现出一种超脱的精神。再如《西江月》（“照野弥浅浪”），词写他“乘月至溪上”，见“流水铿然，疑非尘世”，便悠然必会，环境、外物之宁静与主体必灵相契合，于是“解鞍依枕”、“醉眠芳草”。溪月清风洗却了必头的苦闷，精神上得到一种

解脱，因此酣然而睡。如果不是“杜宇一声”，几乎不知东方之既白。东坡的词，风格如人格，词品如人品。东坡这种独特的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表现于词中，便构成其词独特的境界。这就是苏轼浪漫主义词风产生的基础。

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影响了他后世的历代词人。苏轼的豪放词“高处出神入画，平处当临镜笑春，不顾侪辈”（王灼《碧鸡漫志》）；“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表现出一种“我手写我口”1式的豪放清旷。于是，“弄笔者始知自振”。此后，豪放词人才辈出，其词作也蔚蔚大观，终于形成了与婉约词相对立的豪放词派。张元干、张孝祥深受苏轼影响，与苏轼豪放词一脉相承。爱国词人辛弃疾，更继承了苏轼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他以宏阔的笔法，抒发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豪爽的英雄本色，把词引上了更为激荡的社会现实，使宋词达到了第二个高峰。其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也都受到苏轼的影响，唱出了宋代豪放之余音。

三、苏词突破了音律的束缚。

人们评价苏轼，常说苏轼的词不合律。晁补之说：“苏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辞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稍晚如李清照说：“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依我看来，东坡的写法本也是词发展的正轨。词最早是作为一种音乐文艺而出现的。但词体一经诞生，就取得了它的独立性，可以不再依附于乐曲而独立发展。杨缵曾说：“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已少，依谱用字者百无一二。”可见，不协律之词也是词体发展的正常情况，是词体发展的另一种形式。

前人曾分词为伶工之词与士大夫之词两类。伶工之词，往往重在乐曲。《乐府指迷》说：“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士大夫之词，有一部分也为应歌而作，同于伶工之词；但主要是用于抒情言志，把词当作另一种形式的格律诗来创作，往往重在文词而轻于乐曲。苏轼性情高妙，胸怀旷达，为人超脱。注重词的天然浑成。他的门生张耒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己焉而不得者。”（《东山词序》）道出了其词的风格特征，“我手写我口”的自然与豪放。所以他在构思词时就不必斤斤计较

于协律与否，而一任心灵、性情的自然流露。刘辰翁说得好：“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东坡的词突破了音乐性的束缚，使词从附属于音乐转变为独立于音乐的新体式。

其实，苏轼词的协律与否还与他的创作对象、接受者有关。

沈义父《乐府指迷》曾说东坡诸公词“固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协律。”按照沈氏的意思，东坡“豪放”词有不协律处，而“不豪放”之词则协律可歌。的确，东坡词中有不少协律可歌或赠妓演唱的词，风格多清丽柔婉，接近于花间派——当然有变异。这些词的目的是供人演唱，为适应女性“谐婉”的歌喉，自须协律，声情也要求轻柔婉丽，否则会“拗尽天下人嗓子”。而另一大部分词是为表现自我、自我娱情而作，只供士大夫“玩辞”品鉴，并不求之入歌喉。这类士大夫之词既然不是为付之歌喉，创作构思时就不必斤斤计较于协律与否，而一任必灵、性情的自然流露，“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这种词，只求言辞达意，痛快淋漓地传达出强烈的内心感受，创造出高远绝尘的美学境界，当然不会“剪裁”情感去迁就音律，故有不协律处。

苏轼的词突破了音律的束缚，使词能与诗一样反映广阔的现实生活。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他都能用词来表达。南宋后期的词人如辛弃疾等“缘事而发”，感事而作，把词当作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来创作，不为音律所束缚，正是遵循了东坡所开拓的方向。王灼说东坡词“指出向上一路”，这便是其中“一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的音乐性。

四、苏轼的词在语言、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创新。

苏轼的词语言清新朴素，简洁畅达，不似柳词之俚俗，更没有花间词人的脂粉气，“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以清雄韶秀风长。如他的《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这是苏轼在徐州作知州时，去石潭谢雨的路上作的一组农村词中的一首。上阕用白描手法简单勾勒出平静而又忙碌的初夏农村景象。下转述词人的必理活动，烘托同农村淳朴的民风，也透露了词人平易亲切的性格。全词简淡古朴，而

又清新自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此外，苏轼的词丰富了词的表现形式。

一、词外用词题、词序。东坡词大多是“感事”而作，但词毕竟是抒情的，而不是记事的。为了解决词的抒情性与纪实、叙事的矛盾，苏轼创造性地运用了词题和小序这种形式。本来，词题和小序并非苏轼首创，早于苏轼的张先便已尝试过。但他的词题和小序往往只起着交待时间、地点的作用，而与词本文则缺乏“互补”的作用。而东坡词则赋予词题和词序以新的功能，使词题和小序与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如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为词“感事性”表征，题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中秋之夜，作者欢饮达旦，以致大醉，便作此篇，怀念其弟子由。因而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愿望便有一定的指向性，既怀念的是胞弟子由，而不是别人。这样就既不会冲淡词的抒情性，使词本文着重表现由事引发的情感，又交待了事件的某些过程，使词与序相互补充、生发。

二、词中大量用典。词中大量用典，当始于苏轼。东坡词用典，常常是间接叙事，因为一个典故，常包含着具体的历史事件，用历史典故代替正面叙事，往往可收到以少胜多之效。词的结构一般短小，不可能用大量的笔墨去陈述事件的过程，而用历史上相关近似的事件予以替代，可使词在有限的评议中蕴含容纳更丰富更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容。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具有较浓厚的叙事性、纪实性。作者在具体描绘出猎场面中显示、表现主体的豪情壮志。但写打虎过程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于是用了孙郎射虎的典故来概括。这不仅让人想到昔日孙权射虎的具体故事，也可看到今日太守（词人自指）射虎的英姿。而下阕用冯唐故事，既抒发了自我的人生理想，也为历史人物鸣了不平。历史与现实被沟通，既具历史感又具现实感。

三、脱化手法的运用。苏轼善于巧妙地把别人的诗作诗句活化为词句，并附以新意。如在《水调歌头》中，“明月何时有，把酒问青天。”就是从李白的《把酒问月》中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而化出。只不过李白的语气比较舒缓，苏轼因为想飞往月宫，所以语气更为关注、更为迫切。“起舞弄清影”是从李白的《月下独酌》“我歌且徘徊，我舞影零乱”中脱胎出来的。“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又从牛僧儒《周秦行纪》诗“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昔是何年”中化出。而活化后的词句正体现了词人不愿局促于现实社会的豪壮性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从《怀江南同志》“唯应洞庭月，万里共婵娟”中化出。更具新意的《今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从孟郊《有所思》“寒江浪起千堆雪”而来，这里气势一脉相承。而“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则从《顾荣传》“麾以羽扇”化出。

总之，苏轼的词语言清新，并且采用多种形式，极大的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打破了只有香软绮丽字眼方能入词的传统风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上所述，苏轼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中国词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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