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干部在线学习城考试电子讲义之明史

明史

《石匮书》文苑传与儒林传解读：李梦阳和康海

大纲

一、“卑视一世”的李梦阳 1.“应诏上书” 2.弹劾“八虎” 二、康海的名士风度 1.政治生涯 2.罢官后的生活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O1：李梦阳应诏上书，不遗余力地抨击时弊，孝宗皇帝是一个少见的明君，颇为赞同李梦阳的看法

KO2：李梦阳弹劾奏疏，揭露以刘瑾为首的“八虎”的种种罪状。刘瑾得志以后，不断罗织大臣罪状，包括李梦阳。之后，李梦阳获得昭雪，但是他这样锋芒毕露的行事风格，最终落得被罢官的下场

KO3：康海与李梦阳齐名，同为“前七子”。李梦阳下狱之后，康海伸出援手。刘瑾对康海慕名已久，想结识他，康海却避而远之。康海过于率性随意，对政治风险估计不足，导致当刘瑾的党羽被揭发时，他也受到牵连

KO4：康海被罢官以后，不谈国事，仿效魏晋名士，过着放浪形骸的日子，以狂放不羁的言行发泄内心愤懑的“佯狂”

正文

明清之际的文史大家张岱，文章写得漂亮，思想深邃，语言犀利。他写的《石匮书》就是如此，其中的《文苑列传总论》妙不可言，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的抨击入木三分。他在清初回顾整个明朝，说道：“二百八十二年以来，英雄豪杰埋没于八股中，得售者什一，不得售者什九。”并且引用了李卓吾的话：“吾熟读烂时文百余首，进场时做一日誊录生，便高中矣。”说此虽戏言，委是实录。当时的文人只读《四书》，这与宋朝的朱熹的提倡不无关系，朱熹将《四书》提高到经的地位。这样一来，人们只读《四书》，其它的书文一概不读，因此人们的文化造诣每况愈下，令人忧虑。然而也有一些文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特立独行，虽然没有冲破体制，却能驰骋才华。明孝宗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贤明之君，弘治年间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最为引人瞩目。但是这些文人的遭遇都是不幸的，他们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并不益于他们才能的发挥。

一、“卑视一世”的李梦阳

李梦阳和康海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在文学史上名列“前七子”，李梦阳为“前七子”之首。李梦阳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其中是有政治含义的，即反对宋朝的理学。要想破除程朱理学就需要向前朝学习。

“卑视一世”是李梦阳的特点，文学上如此，政治上也是如此，狂放高傲，无所顾忌。 1.“应诏上书”

弘治六年中进士后，出任户部主事，以后晋升为户部郎中。弘治十八年他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应诏上书”。这篇长达五千字的《应诏上书稿》的主要基调，和后来海瑞的《治安疏》一样，都模仿贾谊的《陈政事疏》，不遗余力地抨击时弊，涉及到最为敏感的焦点——皇后张氏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骄纵犯法”之事，也就是说他触及了外戚的利益，这一下，捅了马蜂窝，一贯骄恣横暴的寿宁侯张鹤龄拼力反扑，上疏辩解并主张处死李梦阳。

孝宗皇帝和他的父亲截然不同，是一个少见的明君，颇为赞同李梦阳的看法，没有维护张皇后以及其弟张鹤龄，反而教训了他们，事情至此告一段落。但李梦阳并没有就此罢休，有一天，李梦阳路遇寿宁侯，当街数落他的罪行，竟然举鞭把他的两个门牙击落，寿宁侯鉴于日前皇上的训诫，只得隐忍。所以张岱称赞他“气节奕奕”。

2.弹劾“八虎”

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日，三十六岁的孝宗病危，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来到乾清宫寝殿，跪在御榻前听皇上托孤。孝宗知道自己唯一的儿子朱厚照自幼喜好逸乐，将来必定“纵欲败度”，对三位大学士说：“东宫（太子）聪明，但年幼，好逸乐，先生每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他做个好人。”次日，孝宗驾崩，十八日，十五岁的朱厚照即位，就是明武宗。

正如孝宗所料，此人果然“纵欲败度”，他在东宫时的亲信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丘聚、张永、高凤、罗祥、魏彬，号称“八虎”，他们成天用狗、马、鹰、犬以及歌、舞、角、觝取悦十五岁的小皇帝。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恳切规劝，毫无效果。户部尚书韩文忧心忡忡，每次退朝，在下属面前谈起朝政，就哭泣不已。户部郎中李梦阳说：韩公身为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哭泣何益？韩公向他讨教，李梦阳说：近日言官交章弹劾“八虎”，奏疏已经到了内阁。三位阁老是顾命大臣，全力支持言官的弹劾。韩公如果率领诸大臣殊死力争，与阁老配合，除掉“八虎”易如反掌。韩文深知此事风险巨大，但是值得一做。因此他委托李梦阳起草弹劾“八虎”的奏疏，关照他，不要写得太文、太长，太文，恐怕皇上看不懂；太长，恐怕皇上没有耐心看完。因此，李梦阳写了一份短短几百字的弹劾奏疏，揭露以刘瑾为首的“八虎”的种种罪状，最后提出希望皇帝将“八虎”明正典刑，即处死他们。

武宗皇帝看了弹劾奏疏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意见，但是也不能拒绝，因为在皇帝身边也有宦官赞成大臣们的意见。

消息灵通的“八虎”得到消息，赶忙商讨策略，提前反击，结果发展成为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在这种情况下皇帝随即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团营提督；马永成为东厂提督，谷大用为西厂提督，张永等掌管京营军队，分别把守要害地方。于是乎一夜之

间，宫廷的机要、特务及警卫，统统落入“八虎”之手。

对于这个小小的政变，大臣们完全蒙在鼓里。次日清晨，他们按照事先商定的部署，在宫门外向皇帝请愿——严惩“八虎”。万万没有料到，得到的圣旨却是对于刘瑾、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等人的新任命。内阁大学士刘健等料知局面已经无法挽回，纷纷向皇帝提请辞官，刘瑾利用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代皇帝起草圣旨，勒令刘健、谢迁致仕。

刘瑾得志以后，一方面揣摩皇上心意，百般迎合；另一方面不断罗织大臣罪状，炮制“奸党”名单，包括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都察院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终于形成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刘瑾专权的局面。当时的历史学家形容刘瑾俨然成为另一个皇帝：“刘瑾擅权时，上视朝毕，群臣向东北一揖，为（刘）瑾在上左也。人谓（刘）瑾曰：‘站的皇帝’，谓上曰：‘坐的皇帝’”；“人呼（刘）瑾为‘立地皇帝’”。

不久，刘瑾得知弹劾奏疏出于李梦阳之手，马上下令逮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幸亏康海多方疏通援救，才得以释放。这一消息透露后，李梦阳一时名重天下。

正德五年，刘瑾伏法，凌迟处死。李梦阳获得昭雪，起用为江西提学副使。但是他这样锋芒毕露的行事风格，很难适应腐败的官场氛围，几个回合下来，最终落得被罢官的下场。

正德年间发生了宁王叛乱，意欲取代武宗皇帝，但很快地就被王守仁平定。宁王朱宸濠谋反被处死，政敌揪住李梦阳曾经为朱宸濠写过《阳春书院记》，追论他是宁王的同党，逮入锦衣卫诏狱。幸亏内阁首辅杨廷和、刑部尚书林俊大力援救，才幸免于死，判处“削籍”——禁锢终身，不得为官，从此上层社会的交往完全断绝。一代异才李梦阳的晚年潦倒不堪，令人惋惜。

二、康海的名士风度

康海，弘治十五年廷试第一名，是皇帝钦定的状元，和李梦阳等名列“前七子”。明孝宗很有文学眼光，看了康海的文章批红：

“我明百五十年，无此文体，是可变今追古矣！”

1.政治生涯

康海与李梦阳齐名。李梦阳讥刺当时文坛盟主李东阳的文章过于“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康海也反对当时的文风——“不能自立，傍人门户，效颦而学步”，要求像古人那样“言以见志”，“其性情其状貌求而可得”。

李梦阳下狱之后，有人求助康海伸出援手，康海当即答应。康海向自己的陕西同乡刘瑾为李梦阳求情，对于康海这位陕西同乡，刘瑾慕名已久，想结识他，康海却避而远之。康状元笑谈自若，睥睨刘瑾问道：自古三秦豪杰有几？刘瑾略有才学，听出话中有话，便说：请先生指教。康海说：昔日桓温问王猛，三秦豪杰何以不至？王猛扪虱而谈，三秦豪杰舍我其谁？刘瑾怀疑在讽刺自己，红着脸转换话题，问道：三秦豪杰今日有几位？康海回答：有三人，一位是成化、弘治年间的王恕，另一位是在皇帝左右的“密勿亲信”。刘瑾听出是指自己，面露喜色，反问道：还有一位是康先生吗？康海回应道：我哪里算得上，他是当今的李白。李白醉，使高力士脱靴，高力士脱而不辞，是大度能容物之人。刘瑾终于听明白：先生难道说的是李梦阳？此人罪当处死。康海对应道：应则变，如果杀了，关中就少了一位才子。刘瑾明白了他的来意，马上说：我知道了，但饮酒无妨。

次日，李梦阳被释放出狱，罢官而去。刘瑾给了一个面子，想拉拢康海，请他出任吏部侍郎，康海坚决推辞，措辞却很委婉：我做官才五年，翰林没有五年而晋升部堂的先例，请为我向皇上请辞。看来他是有意与刘瑾保持距离。

康海过于率性随意，对政治风险估计不足。他丁忧回乡，途中遭遇强盗，名士气十足的康海，居然一气之下写信给刘瑾，向他告状。刘瑾为了拉拢康海，处分了负责当地治安的官员。此事铸成大错，被忌恨他的人抓住把柄——拉大旗作虎皮。

正德五年，刘瑾被以“反逆”罪处死，言官（给事中与御史）纷纷揭发刘瑾的党羽，康海也受到牵连，削籍（开除公职）为民。言官指责他是“瑾党”，显然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在内。

2.罢官后的生活

罢官以后，他不谈国事，仿效魏晋名士，过着放浪形骸的日子，讲着狂妄的话。这样狂放不羁的言行，令人不解，其实是发泄内心愤懑的“佯狂”，有如竹林七贤一般。他写的一首小令中的一句话透露了当时的心境：

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 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 刚方，奚落了膺和滂。 荒唐，周旋了籍与康。

因为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挫折而无法辩白，只有以此来麻醉自己。末两句指东汉清流李膺、范滂，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用以自况。这是他真实的心态。

经过政治风浪的冲击，康海已经彻底看破仕途。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的弟弟兵部侍郎杨廷仪，路过武功县，康海设宴招待，还自弹琵琶助兴。杨廷仪乘着酒兴说：家兄比来殊为挂念，何不写一封书信，由我从旁推荐。康海仿佛受到奇耻大辱，怒不可遏，把手中的琵琶向他掷去，把椅子砸得粉碎，杨廷仪吓得踉跄而逃，他在后面边追边骂：吾岂效王维，假作伶人，借琵琶讨官做耶？退入屋内后，口中还喋喋不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四川佬！尹守衡评论道：“君子以是益知（康）海之不能降志（刘）瑾也。”言外之意，把康海列入“瑾党”是天大的冤枉。

焦竑写的《国朝献征录》中的<康海传>，有一段话值得注意：“（康）海爱人之心长，而自好短，尝援人于死，而获生者数人，非望其报也。生者或顾谤其为交（刘）瑾，忌者征焉，自是陷于网罗而不可解矣。”这里所说的“顾谤其为交瑾”的“获生者”，其中就有李梦阳。此事见于张岱《石匮书》：“（康）海既生梦阳，及罹党祸，而梦阳不为别白，反加讥讪，故（康）海为《中山狼》杂

剧，以刺梦阳。”同为“前七子”，同为大才子，两者人品的高下，于此可见一斑。

返回顶端

《石匮书》文苑传与儒林传解读：两大才子和心学

大纲

一、唐寅与祝允明 1．“受弃于时”的唐寅 2．“玩世自放”的祝允明 二、陈献章与王守仁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O1：唐寅才华横溢，而又率真任性，但受弃于时。受挫后他纵情于诗画之间，激发了他的创作才情。弘治、正德年间层见迭出的诗书画群峰，唐寅无疑是最耀眼的一座；“玩世自放”的祝允明尽得虞世南、赵孟頫、王羲之、王献之、怀素之精妙，当时人称其为“草圣”，他的行草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

KO2：王守仁是明朝少见的事功与学问俱佳的官员，他立下了大事功被封为“新建伯”，更是留下了大学问“心学”

正文

一、唐寅与祝允明 1．“受弃于时”的唐寅

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关于他的风流韵事，民间传说乃至戏曲大肆渲染，苏州评弹《唐伯虎三笑点秋香》便是最佳的例子，情节跌宕起伏，风趣幽默，活色生香。那毕竟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不意近日翻阅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编》，于“伯虎遗事”中，竟然发现实有其事。迻录于下，以飨读者：唐子畏（引者按：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被放后，于金阊见一画舫，珠翠盈坐，内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顾己。乃易微服，买小艇尾之抵吴兴，知为某仕宦家也。日过其门，作落魄状，求佣书者。主人留为二子佣，事无不先意承旨，主甚爱之。二子文益奇，父师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归，二子不从，曰：“室中婢惟汝所欲。”遍择之，得秋香者，即金阊所见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谓子畏曰：“君非向金阊所见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贱若此？”曰：“汝昔顾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见诸少年拥君出素扇求书画，君挥翰如流，且欢呼浮白，旁若无人，睨视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于尘埃中识名士耶！”益相欢洽。居无何，有贵客过其门，主人令子畏典客，客于席间恒注目子畏。客私谓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来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骇，列于宾席尽欢。明日，治百金装并婢送归吴中。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苏州府吴县吴趋里人，才华横溢，而又率真任性，是明中叶苏州四大才子之一。这样一位大才子为何会受弃于时呢？

他年少时极聪明，也很用功，在学校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好友祝枝山的劝说下参加了科举考试。果然，弘治十一年应天乡试，他考了第一名，引起了主考官的重视。

次年，他进京参加会试，在京城引起轰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使他卷入了无端的科场舞弊案件。原委大抵如此：江阴县的举人徐经为了结交唐寅，出巨资为他祝寿，并且同舟北上。因为徐经的关系，惹上了麻烦。有人揭发说，徐经贿赂主考官程敏政的家僮，得到试题。事情披露后，牵连到唐寅，不但进士无望，而且关入监狱，出狱后贬谪为小吏。其实这一科场舞弊案疑点甚多。

后来的官员核实的结果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因为程敏政并没有录取徐、唐二人。但结果无此，已无法翻案，此为唐伯虎遭遇的第一次挫折。

此后他纵情于诗画之间，激发了他的创作才情。自署其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风流才子声名鹊起，却招来了更大的隐患。宁王宸濠慕其才名，用重金聘请，他居然不假思索地应邀前往宁王府。后来察觉宸濠“有异志”——意欲叛乱，于是他故意醉酒佯狂，甚至仿效魏晋名士，脱光衣裤，“露其丑秽”，宸濠无法忍受，只得放还。在这一点上，他不及好友文徵明。当初宸濠也用重金招聘，文徵明骤然称病，卧床不起，不启封宸濠的信函，不收礼金，也不回话，对于来人的游说——“朱邸席虚左而待”，笑而不答，用阮籍式的智慧谢绝了聘请。后来宁王宸濠果然起兵叛乱，兵败后被处死，和他有瓜葛的文人都受到株连。唐寅虽然及时抽身，已经玷污了自己的清名。

因为如此遭遇背景，他甚至和祝允明、张灵在雨雪中扮作乞丐，打着节拍唱“莲花落”，乞讨得钱就去沽酒，在野寺中痛饮，还说着醉话：“此乐恨不令太白知之！”这就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是内心苦闷的一种发泄方式。

与唐祝志趣相投的张灵也是狂放不羁的名士，有一天他和唐伯虎同游虎丘，扣舷痛饮，见岸上有几个俗不可耐的富商在那里吟诗，张灵说：这批富商不过玩弄杯酒，哪里配得上论诗，且看我上去戏弄一下。于是他化装成乞丐，说承蒙诸君施舍，愿意狗尾续貂。富商大笑：乞丐也能作诗？随即以“苍官青士朴屋伊尼”来考他，张灵应声答道：苍官松也，青士竹也，朴屋兔也，伊尼鹿也。富商大惊，张灵连饮十几杯酒后，挥毫写下近百首诗，扬长而去。富商派人四出寻找，毫无踪影，大位惊骇，以为神仙。文震孟说他是任情肆志之士，狂放磊落，非世途龌龊者可比。

这种变态的快乐难以掩盖内心的苦闷，事实确实如此，他在给好友文徵明的信中吐露了不为人知的内心苦闷，在信的末尾还交代后事。

唐寅只活了五十四岁，所幸的是和他同年生的文徵明比他多活了三十六年，实现了“不绝唐氏之祀”的嘱托。他死后挚友祝枝山为他写了墓志铭，追述其一生行事与挫折，感叹道：“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存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此其冤宜如何已！” 然而是非自有公论，文震孟为其作传，引用祝枝山的墓志铭，评论道：“人才第一，风流第一，画品第一。”

画品第一是唐伯虎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遗产。他曾经多次表示，无意于“应世诗文”，说：“后世知我不在此”。他有令人赞叹不已的绘画成就。确实，后世看重唐寅的确实不是那些文章，而是画作，人因画而不朽。他虽然卖画为生，却从不草率，传世的画作件件都是精品，山水画师法宋元名家，又有自己独创风格；花鸟画与人物画，笔墨秀丽润滑，工笔和写意俱佳。祝枝山为其巨幅画卷作为的时候称此画长四丈。有天赋，见过真山水，所以才有如此神品。

可惜此公生前“受弃于时”，身后才闪闪发光。弘治、正德年间层见迭出的诗书画群峰，唐寅无疑是最耀眼的一座。 2．“玩世自放”的祝允明

“玩世自放”这四个字，是“金陵三俊”之一——顾璘，对祝允明的评价：“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很有点阮籍、嵇康之类魏晋名士的风度。阮籍最瞧不起“礼法之士”，称他们是“裈中之虱”；嵇康菲薄周公孔子，高唱“六经未必是太阳”，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苏州评弹对祝允明的描摹，是深知其中三昧的，活灵活现一个愤世嫉俗的老顽童，诙谐率性，狂放不羁。骨子里就是这种魏晋风度。

弘治五年他中举时，已过而立之年，之后参加会试竟然落第。不久，他以举人身份出任广东兴宁知县，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进士出身的知县，把兴宁治理得很好。但最后还是隐退了。

何大成《唐伯虎先生外编》写道：“伯虎尝夏月访祝枝山，枝山适大醉，裸体纵笔疾书，了不为谢。伯虎戏谓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枝山遽答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他和刘玲一样，把房间当作自己的衣裤。

什么是“逋负”？就是逃税、欠税。在那个权大于法的时代，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僚豪绅，凭借特权逃税、欠税是家常便饭，政府原本应该收上来的赋税，相当大一部分被他们“逃”了、“欠”了。这个漏洞不堵塞，要想改变财政亏空，也是一句空话。

“惩贪污以足民”和“理逋负以足国”两手同时并举，剥夺既得利益者的非法所得，堵塞漏洞，才可以做到“不加赋而上用足”。 这一切必须以不折不扣贯彻考成法为依据。张居正还向皇帝建议，把春季例行的官员考核，和处理逋负、安定民生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逋负”问题。

“不加赋而上用足”的题中应有之义，还包括紧缩政府和宫廷的财政支出。关于这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削减南京官员的编制（明初建都于南京，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南京依然保留庞大的中央政府机构，已经不合时宜）；终止或削减宫廷在江南等地的“织造”项目（为宫廷提供昂贵的优质纺织品）；节约宫廷节庆、宴会开支；暂停大规模营建工程等。

——限制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例如：限制官僚出行滥用驿站的公费开支；削减驿站的经费；抑制宗室藩王过多支领俸禄；削减生员的定额，减少助学银两的开支等。

——强化户部对财政经济的监管，支持户部尚书王国光的改革措施，对赋税征收簿册进行整理。

这些具体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财政很快就扭亏为盈。但这仅仅是一种“微调”，大规模的改革，无疑是持续多年的清丈田粮（丈量田亩清理税粮）。

2.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和赋税问题

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但是官员豪绅集中了大量的土地，土地兼并不仅带来了土地的集中，还带来了赋税方面的弊端，具体说来，即“豪民有田无粮，而穷民无田有粮”（豪绅拥有田地却不承担土地税，而穷民丧失了田地却继续承担土地税）。要解决这个积弊的最佳方法，就是重新丈量田地，确定土地所有权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确认税粮的承担者，以及他们所应负担的赋

税数量。

万历六年十一月，张居正用皇帝谕旨的形式通令全国，在福建首先进行“清丈田粮”。与此同时，张居正在内阁同僚张四维、申时行以及户部尚书张学颜的配合下，把福建“丈地亩，清浮粮”的做法，推行到其他各省，随即颁布“清丈田粮”的政策：

（1）清丈田粮的重点是清查税粮（田赋）是否有隐瞒逃避；

（2）清查工作由各省的布政司衙门总管，由各府州县衙门负责实施辖境内的清丈； （3）耕地应该区别官田、民田，以及上田、中田、下田，分别制定纳税份额，不得混淆； （4）清查后，各类田地按照制定的纳税份额缴纳税粮；

（5）清查中，田地所有者如果能够自首历年隐瞒的数字，可以免于追究；如果申报不实，邻居连坐；豪绅大户隐瞒田地实际面积，逃避税粮，严惩不贷。

张居正一再叮嘱封疆大吏要切实办好这件大事。因为有考成法的改革在先，从中央到地方，都把清查的业绩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总体上是严肃认真的。若有敷衍塞责的行为，一律进行处分。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清丈田粮从万历八年持续到万历十一年，在全国各省陆续完成。这项举措的最大成效是，查出了数目巨大的隐匿田地，以及用各种手段逃避的税粮。看来，“不加赋而上用足”不是一句空话。

就全国而论，清查出隐匿田地一亿八千万亩，与清丈前（万历六年）的田地总额五亿一千八百万亩相比较，增加了35%左右。这35%的耕地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也不是新开垦的荒地，而是被隐匿的田地。

毋庸讳言，在传统政治格局中，体制内的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完善。一方面，这种改革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阻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另一方面，张居正把清丈田粮的成绩作为官员考核的依据，也就是说，清丈以后田地面积只许增加不许减少。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官员弄虚作假，把大亩改成小亩，使田地面积在数目字形式上有所增加；或者是“缩弓取盈”，缩小丈量用的弓尺，把九寸、八寸当作一尺，使田地面积虚拟化增加。因此清丈后增加的面积不可避免含有“水分”。尽管如此，清丈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与此相配套的赋税征收和徭役征派办法也进行了改革，即一条鞭法的推广。嘉靖时期，在江南地区已经开始实行一条鞭法了。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况下，赋税和徭役的征收方法需要进行改革。当时赋税征收的都是实物，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运输的问题，从江南地区运到京城运费往往超过了税收的价值，甚至是其本身价值的3-4倍。因此，改征收实物为征收银两，简化了征税的程序。

关于徭役的改革是，农民的徭役负担从人丁转向田地，即有土地的人才承担徭役，而没有土地的人则不必承担徭役。张居正认同这种方法，故将其推广到全国。一条鞭法的推广在中国赋税的征收与徭役的征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总而言之，财政经济改革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财政赤字的消失。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一段时光，决不是偶然的。“万历三大征”，即万历二十年前后出现的三大战争：平定宁夏叛乱、东征防倭援朝、平定播州叛乱，假如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是难以想象的。

返回顶端

“虚和闲止，不关世事”——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

大纲

一、办学宗旨 二、讲学内容 三、讲义

四、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O1：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意在正本清源，弘扬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

KO2：东林书院的讲学内容是儒家经典“四书”，名闻遐迩的东林讲会（无论大会还是小会）的主题也是“四书” KO3：东林书院的讲义是对儒家训条的阐释

KO4：东林书院的君子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正文

晚明文坛盟主钱谦益，少年时代曾经跟随父亲到东林书院拜访顾宪成，以后又和顾氏的两个儿子与渟、与沐交游，对东林书院有深切了解。他一生历经挫折，并且都与东林书院有关，他在晚年感慨系之地说，在他心目中，顾宪成“为人虚和闲止”。牧斋先生所说“虚和闲止，不关世事”，堪称东林书院创办者顾宪成的真实写照。

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从五品）顾宪成，因为议论“三王并封”，认为内阁首辅王锡爵是“顺上旨”，而没有“担当”；以后又因推举官员与王锡爵意见抵牾，“廷推阁臣”时，顾宪成荐举已经致仕的大学士王家屏，逆旨。这一系列事件，既得罪了王锡爵，也必然“忤帝意”，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常州府无锡县。其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先后脱离官场回到无锡。说来也很有意思，顾允成和兄长的政见惊人相似，谴责阁臣张位、王锡爵，被贬官为光州判官，一怒之下，索性向皇帝请长假，回老家去了。另一个无锡同乡高攀龙也是如此。侍郎赵用贤、御史李世达遭人诋毁而罢官，舆论多归咎于阁臣王锡爵，官居行人司行人（正八品）的高攀龙奋然上疏，对因批评王锡爵而被陆续罢官的官员的境遇不满。不久，高攀龙请假归去，开始了读书教学生涯。

同样的政治命运，把三个无锡人聚集在一起，远离喧嚣的政治，聚精会神讲论学问之道。顾宪成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讲学场所，有意恢复宋儒杨时的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得到了常州府、无锡县当局的同意，在杨时书院旧址修缮了杨时的祠堂，又重建了精舍，这就是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

由于顾氏兄弟和高攀龙诸君子学问博大精深，新建的东林书院声誉日隆，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顾宪成希望把这一盛况载入史册，嘱托刘元珍编纂《东林志》。万历四十二年《东林志》完稿，顾宪成已于两年前去世。此书还未付梓，刘元珍也英年早逝。清初，无锡人严瑴在刘元珍《东林志》稿本的基础上编成《东林书院志》，于康熙八年出版。天启五年东林书院被毁，康熙三十二年重建，高廷珍等人为了重现东林书院昔日风采，编成洋洋二十二卷的《东林书院志》，雍正十一年出版。这就为后人研究东林书院保留了宝贵的资料。笔者细细拜读这些志书，所获得的印象，与先前学术界流行的说法颇有出入，一言以蔽之，把一个以讲习儒家经典为宗旨的学校误解为一个政治团体或议论政治的讲坛，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在顾宪成、高攀龙主持下的东林书院的运作实态，并非如此，特申论如下。 一、办学宗旨

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意在正本清源，弘扬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

顾宪成对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回归程朱理学，以继承正统学脉为己任。顾宪成对王阳明倡言“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是也”，作出这样的评价：“阳明得力处在此，而其未尽处亦在此”；“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高攀龙在肯定阳明先生的“扫荡廓清之功”的同时，也着意强调王门后学的种种弊端，说道：“夫学者谁不学孔子，自阳明先生提挈良知以来，

扫荡廓清之功大矣，然后之袭其学者既非先生百年一出之人豪，又非先生万死一生之学力，往往掠其便以济其私，人人自谓得孔子真面目，而不知愈失其真精神。”

有鉴于此，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制定的院规，开宗明义便提出，以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为依归。由此出发，东林书院的院规强调“四要”、“二惑”、“九益”（或“九损”）。所谓“四要”，一要知本，二要立志，三要尊经，四要审几。

值得注意的是“四要”的第一条“知本”或曰“识性”，是针对阳明心学强调顿悟而言的。再看“四要”的第三条“尊经”：“尊经云何？经者常道也。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凡以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他制定的院规（即“东林会约”）写道：“若厌其平淡，别生新奇以见超，是曰穿凿；或畏其方严，文之圆转以自便，是曰矫诬；又或寻行数墨，习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胶柱鼓瑟，泥而不知其变，是曰执方；至乃枵腹高心，目空千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即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

由此可见，东林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得士人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二、讲学内容

东林书院的讲学内容是儒家经典“四书”，名闻遐迩的东林讲会（无论大会还是小会）的主题也是“四书”。东林书院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越出围墙面向社会的东林讲会——每年一次大会（或春或秋）与每月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届时吴越及其他各地的文人学士纷至沓来，盛况空前，影响巨大。以往学者以为这是政治性集会，主题是“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其实不然。按照顾宪成的本意，是想把孔孟程朱的学问发扬光大，大家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取长补短，研讨“道理”与“学问”，使每个人的道德学问有所长进，并把它推广到整个社会。

人们最为关注的是，每次大会或小会究竟议论些什么呢？请看“东林会约”的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

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以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很显然，书院中人聚在一起并不是议论政治，而是在读四书谈体会，由一人主讲，然后讨论，互相切磋。顾宪成在为其弟顾允成所写的小传中说：“（东林书院）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为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万历四十年顾宪成去世后，书院由高攀龙主持，依然保持这种风格。天启元年高攀龙北上赴京，书院由吴桂森（觐华）主持，完全遵照顾、高定下的规矩，再次重申“东林会约”，特别强调以下两点：

一点是“笃力行以宗教”，讲的是：“宗教者，奉泾阳（顾宪成）、启新（钱一本）、景逸（高攀龙）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 另一点是“课实功以穷经”，讲的是：“先生所以揭尊经也，顾其书既浩博，其理更渊微，若非实下功夫，勤以习之，精以讲之，不能闯其藩篱，何从窥其壶奥？今须积年累岁立会讲诵，先《易》、《尚书》，渐次《诗经》······期于必遍，使贯串于胸中，则出必为名世，处必为真儒。”

由此可见，东林书院的宗旨从顾宪成、高攀龙到吴桂森是一以贯之的。 三、讲义

东林书院的讲义是对儒家训条的阐释。

记录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内容的“东林商语”（万历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通篇都是谈论学习《论语》、《孟子》的心得。 记录高攀龙讲学内容的“东林论学语”，基调和顾宪成毫无二致，不过形式略有不同。高氏模仿《朱子语类》的样子，针对别人提出的问题，在回答中阐明自己研读儒家经典的体会。高攀龙的这些讲义，字句比顾宪成略显锋芒，不过还是围绕做学问做人展开的，是对“修齐治平”的儒家训条的阐述。

四、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此话来自于美国学者Charles O.Hucker，中文名为贺凯。他提出：“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政治势力斗争的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这是近几十年来关于东林书院最准确的定位。

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罢官下野，回归乡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问政治，是对政治绝望之后的无奈选择。 在顾宪成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可以窥知端倪，他吐露了不想再度出山的内心——专心致志办好东林书院，悠游于林间水下。在东林书院时期，他常对游人说：“弟向来筑室枯里中，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其意以诗书为仇，文字为赘，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看来他早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人”了，竟然如此形容道：“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高攀龙也是如此。他在给老师赵南星的几封信中，一再流露只做闲人不问时事的心境，说道：“龙今年自东林会期外，即入山闭关，以学问宜静，以衰年宜静，以时局宜静，此时山中人不一味静默非学也矣”；“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着心处，落得做个闲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而已”；“奉老师之命，不敢言时事，亦不忍言也”。

钱一本也是如此。《毗陵人物记》说他，“归里杜门绝迹，不入公府······生平无他玩好，终日兀坐，手不停披，尤潜心易学，钻研卦象”。纪晓岚这样评述他：“东林方盛之时，（钱）一本虽与顾宪成分主讲席，然潜心经学，罕谈朝政，不甚与天下争是非，故亦不甚为天下所指目。”

顾允成也是如此：“好以静，每日兀坐一室，不问户外事”；“参验身心，究极性命之学”。

东林君子们以如此心态主持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事”当作院规。顾宪成制定的院规有这样一条：“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

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或评有司短长，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或谈暧昧不明及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妄也。”明确告诫书院同仁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吴桂森继承了这一规矩，更加鲜明地强调这样的院规：

一是“绝议论以乐时”，被当做“今日第一时宜”慎重其事地提出来，说的是：“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维昔先贤间出清议以挟持世道，盖时或使然，万非得已。如吾侪闭户人也，远隔霄壤，幸逢盛世圣天子当阳，等用必贞良，宣布必惠泽，何缘更有游谈横议！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以期不雍熙，是为今日第一时宜也。”

二是“屏俗氛以安分”，被当做“今日第一禁戒”再次提醒，说的是：“夫布衣聚会，既无马腹之鞭，居肆讲求岂堪蝇营之听！故愿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陵垢淬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不以入此门。若云讲求解纷善应之方，请详规中处事接物之旨，诚以此端不杜，则取嫉、取怨、兴谤、兴尤，流弊叵测。先生（顾宪成）九损中已先点破，今宜更加谨毖，以息风波，是为今日第一禁戒也。”

这样看来，以往风行一时的说法——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云云，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了。

美国学者Charles O.Hucker的精辟论断：“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中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述主体是“东林运动”，这似乎是海外学者的一个共识，他们在论述这一段历史时，大多不用“东林党”，而用“东林运动”。比如，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写“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就用这样的提法：“开创东林运动的人”、“东林运动的成员”。韩国汉城大学教授吴金成也有类似提法：“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讲学运动即东林运动”。当然他强调的重点是这样一句话：“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是与以前流行的说法大异其趣的。

所谓重整道德，广义地说，可以包含两个层次：在朝为官时，整顿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为民时，整顿士人的学术道德，回到朱

熹理学的道德。

东林书院的谦谦君子们，以澄澈明净的心境，来对待他们视为灵魂寄托的学问功夫，以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讲学。正如吴桂森所说：“宗教者，奉泾阳、启新、景逸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说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返回顶端

东林党

大纲

一、东林书院如何成为“东林党” 二、东林非党论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O1：顾宪成写信声援李三才，结果使得李三才更加被动，而且把东林书院也拉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李三才与顾宪成、东林书院一并称为“东林党”

KO2：东林书院被称为“东林党”，是政敌们强加于它的，东林书院诸君子是“群而不党”的

正文

一、东林书院如何成为“东林党”

李三才是万历年间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万历二十七年，他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头衔出任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漕运总督的

众所周知，东林书院建立于万历三十二年，在此之前，既然没有东林书院，那么何来“东林党”呢？

几十年来研究东林党与复社成就卓著的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其名著《明季党社考》（同朋舍，1996）的第一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东林党是在万历十年代至二十年代围绕国本论的激烈政争中形成的。”著有《晚明东林党议》一书的王天有，在其论文《东林党和张居正——兼论东林党的发端》中认为，“东林党发端于癸巳（万历二十一年）京察”。

所谓“癸巳京察”，指的是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官考察。而此时东林书院还未出世，根本谈不上“东林”二字。当时围绕“国本论”的派系斗争非常地激烈，但是这些都与“东林”无关。

日本学者城井隆志的论文《关于明末的一个反东林派势力——围绕顾天埈》（《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00），发前人所未发，用实证研究表明，万历中后期的所谓“党争”，都围绕着内阁权力而展开，并无明显的营垒观念，分化改组时时进行。这与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时期，为了打击异己势力，把反对“阉党”的官员一概称为“东林党”的状况截然不同。以往史家过分强调东林与反东林的斗争，把“昆党”、“宣党”、“齐党”、“楚党”、“浙党”树立为“东林党”的对立面，事实并非如此。

其实，东林书院诸君子是“群而不党”的。也许有人会说，东林人士自己也说“吾党”，作何解释？不妨稍加辨析于下。 顾宪成在为东林书院制订院规时，主张“学贵躬行”，反对迂阔高远的学问，说道：“此其不必惑者也，不当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而破之，是在吾党。”

高攀龙说：“吾党聚首数十年，所讲习者六籍（按：即六经）之遗言，所绍明者钱顾两先生之遗绪，非寻常征逐交也。” 诸如此类的话语还有一些，意思大体差不多。他们所说的“吾党”，与清末民初革命党人所说的“吾党”，绝对不是同义语，更不能按照当代人的语言习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为“我们党”或“我党”，究其本意，应是吾辈志同道合者之谓。下面看韩愈诗《山石》云：

嗟哉吾党二三子， 安得至老不更归。

韩愈所说的“吾党”，便是它的本意（朋辈）的最佳诠释，决不至于理解为韩愈参加过什么“党”。

由此可见，东林书院并不是“党”，是不言自明的。叶向高再度出山后，针对朱童蒙诬陷邹元标、冯从吾创办首善书院是“结党”行为，反驳道：“如以讲学为结党，则世之结党者岂尽讲学之人？若欲结党，何待讲学！”可谓一语中的。

真正把“东林党”作为组织形式加以坐实的，是魏忠贤之流。天启初年，出现了“众正盈朝”的局面，正直人士包括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士，回到政坛，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展开殊死较量。魏忠贤之流把凡是反对“阉党”专政的人，一概诬蔑为“东林党”，开出黑名单。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东林点将录》和《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传》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名号把李三才、叶向高列为“东林党”的一二号人物，一个相当于晁盖——“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一个相当于宋江——“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东林党人榜》，完全仿照《元祐党籍碑》的做法。北宋末年，大权在握的蔡京，把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新法”的官员一百二十人，诬蔑为“元祐奸党”，又把元符年间主张恢复“旧法”的官员一并列入“奸党”，共计三百零九人。这份名单，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后，刻石立碑，就是臭名昭彰的《元祐党籍碑》，成为蔡京打击异己，进行政治迫害的武器。卢承钦如法炮制，《东林党人榜》也是三百零九人。如此，魏忠贤就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林党”构建成一个组织实体。

后世史家对官应震、王绍徽、卢承钦的说法信以为真，随声附和，似乎“东林党”真是一个声势浩大的组织，尤其是把李三才、叶向高看作“东林党”的领袖，是很成问题的。至少有两点值得检讨。

其一，把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魁首，表面看来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早就有人说李三才“一入其党”了。但是李三才本人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东林的一员，多次声明，东林是东林，李三才是李三才，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其二，如果说李三才是“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叶向高是“东林党”的第二号人物，那么按照党同伐异的原则，他们二人理应密切配合，当李三才呼声甚高时，叶向高何以不大力支持，援引李三才入阁，营造一个“东林内阁”呢？当李三才迫于压力多次请求辞职时，叶向高却多次请求皇上予以照准，而不是挽留呢？顾宪成写信给叶向高、孙丕扬，被反对派称为“遥执朝政”。如果叶向高果然是“东林党”的魁首，完全可以通过他来贯彻“东林党”的方针，顾宪成何必用此种方式“遥执朝政”呢？

天启元年，叶向高再次出任内阁首辅，处境微妙，尽量不偏不倚。此后朝廷大臣接二连三弹劾魏忠贤，有人劝叶向高利用内阁首辅的权力，除掉魏忠贤，他断然拒绝，认为只有他出面调停，才可以避免大祸，因此他上书皇帝企图让魏忠贤放弃权力，体面地下台。魏忠贤早就对叶向高有所不满，此事更加深了对他的不满，碍于他是元老重臣，不好轻易下手，只得不断施加压力，迫使他自己提出辞职。在“阉党”分子看来，叶向高企图要魏忠贤罢官，当然要把他列入《东林党人榜》和《东林点将录》，当然要把他封为“东林党”的魁首，尽管他们也知道叶向高和东林人士存在巨大的分歧。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也把叶向高看作“东林党“的魁首，岂不是曲解了这段历史和这个人物了吗？

李倓《东林党籍考》（商务，1957），顾名思义是一本考证著作，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没有对“阉党”专政的产物——《东林党人榜》和《东林点将录》是否可信加以考证，也就是说，没有考辨这两份黑名单的真假是非，率尔当做信史，对它所提供的“东林党人”名单作为依据，逐个写出小传。令人惊讶的是，李倓《东林党籍考》的第一、第二号人物依然是李三才、叶向高。这种写法，无异于肯定了《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把出于政治目的而诬陷与捏造的“东林党籍”，当作确凿的事实，未免有混淆是非之嫌。笔者无意责备先贤，只是感叹于完备的历史研究之难。

返回顶端

晚明中国的全球化贸易

大纲

一、葡萄牙与澳门贸易的黄金时代 1．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情况 2．澳门成为中外贸易口岸

二、尼古拉·一官与“海上马车夫” 1．尼古拉·一官其人 2．荷兰与中国的贸易

三、西班牙与“马尼拉大帆船” 1．西班牙的海外贸易 2．丝-银对流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O1：由于广州贸易重新开放，葡萄牙人独占澳门进行贸易活动，从16世纪末开始，澳门的黄金时代出现

KO2：大航海时代的尼德兰的领域大于如今的荷兰，拥有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海港，善于航海贸易，被人们称为“海上马车夫” KO3：西班牙人在南美洲为了找到一条通路占领了马尼拉，之后马尼拉当局为来到这里的中国货物找到了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航线，行驶在这条航线上的商船有一个独特的名字：马尼拉大帆船。中国商人把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产品运到马尼拉港口，运往美洲，带回来的是整船的银币，形成了“丝‐银对流”

正文

15世纪末，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也称“地理大发现”时代，其标志是：第一，欧洲人发现了沿着欧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来到亚洲的新航线；第二，欧洲人越过大西洋发现新大陆“美洲”。这样就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即全球化初露端倪。对于中国而言，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直接的影响就是把封闭的中国卷进了全球化贸易之中，从此中国也不能置身于外。

一、葡萄牙与澳门贸易的黄金时代 1．葡萄牙与中国的贸易情况

15世纪末，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一支小型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港口果阿（Goa）、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Malacca,《明史》称为满剌加），以及号称香料群岛的美洛居群岛（Moluccus Islands），这些地方先后成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他们的目的是打通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

葡萄牙人派遣使节来到中国的首都北京，希望建立贸易关系。但是在这之前满剌加国王的求救文书送到北京，称葡萄牙人侵占其领土。故明朝政府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要求。因此葡萄牙商人不能在广东打开贸易局面，所以他们北上来到福建和浙江沿海寻找走私贸易港口。福建最著名的走私贸易港口是漳州的月港，浙江舟山的双屿港。尤其是双屿港，它是中国商人与日本商人进行走私贸易的重要港口，后来成为倭寇活动的重要场所。由于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得不到政府的许可，葡萄牙商人就在这里同中日的商人展开走私贸易，形成了葡萄牙-中国-日本的三角贸易形态。

另一方面，由于广东方面禁止葡萄牙商人进行合法的贸易，对广东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在朝廷的批准下，广东方面开放海禁，允许葡萄牙和其他的外国商人在广东沿海开展贸易活动，这样就为葡萄牙商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

2．澳门成为中外贸易口岸

葡萄牙人找到了一个原先并不是港口的地区——濠镜澳，也就是后来的澳门。大约从1557年开始，葡萄牙人在濠镜澳建造住房、货站、教堂准备长期居住，后来发展成为葡萄牙人在远东最大的贸易商港。

后来由于广州贸易的重新开放，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展开交易会，外商可以通过每年的两度交易会在广州开展贸易活动，而葡萄牙人则独占澳门进行贸易活动，因此16世纪末开始，澳门的黄金时代出现。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澳门成为沟通东西方经济的重要国际商埠，也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桥头堡，它的作用不仅对葡萄牙人有利，对于中国也是很有益的。葡萄牙人操纵了以澳门为中心的几条国际航线。

首先是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这是将亚洲与欧洲连成一体的远程贸易航线。 其次是澳门——长崎之间的远程贸易。

第三条是澳门——菲律宾、马尼拉的贸易航线，这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

通过这几条国际航线的货物集散主要是欧洲各个国家都迫切需要的中国的生丝、绸缎、瓷器、棉布等等。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丝绸生产国家，早在汉唐时期，通过陆路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欧洲，声名远扬。现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澳门——果阿——里斯本”进行贸易。据史料记载，每担白丝在澳门的售价仅为白银80两，运到果阿后的售价高达白银200两，利润率达250%。

澳门——长崎航线的货物集散也是日本方面需要的生丝、棉布、绸缎以及其它的日常用品包括铁锅、书籍、药材甚至于中国的铜钱。17世纪初，日本的生丝总需求量约为三四十万斤，几乎完全仰赖葡萄牙人从中国运来。由于明朝严厉打击倭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走私贸易趋于断绝，从澳门前往日本的葡萄牙商船独占了与日本的贸易，因而被称为长崎贸易的独占时代。

据统计，崇祯时期每年由澳门运往长崎的中国商品的总价值都在白银一百万两以上，其中崇祯十年（1637年）为二百多万两，有时甚至超过三百万两。生丝在其中占很大的比重，利润率大多在100%以上。棉布的利润率更是高达177%-186%。这也印证了法国年鉴派

学者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的论断：“远程贸易肯定创造出超额利润：这是利用两个市场相隔很远，供求双方互不见面，全靠中间人从中撮合而进行的价格投机。”

二、尼古拉·一官与“海上马车夫” 1．尼古拉·一官其人

看到这样的标题，各位可能会有一点奇怪，“尼古拉·一官”何许人也？其实他就是明末清初声名显赫的郑芝龙。由于他会讲葡萄牙语，充当外商的代理人，加入了天主教，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尼古拉是教名，由于当地人习惯把排行第一的孩子叫做一官，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一官。西方史籍于是称呼郑芝龙为尼古拉·一官。郑芝龙是一个海商与海盗一身二任的特殊人物，既是商人也是海盗。“海上马车夫”指海上贸易的后起之秀荷兰人，他们在远东地区也占有一席之地，与中国、印度也有贸易往来。

郑芝龙的名声刚开始并不响。后来投靠著名的海商李旦。李旦是泉州海商，是前往吕宋（菲律宾）进行贸易的巨头，曾经一度成为中国人在马尼拉的首领。他的发财致富，引起当地的西班牙人的觊觎，寻找借口把他关入囚犯船中。神通广大的李旦从囚犯船中逃脱，前往日本，投奔他的弟弟。几年之后，李旦同其兄弟建立起一个往返福建、澎湖与日本（平户、长崎）的海上贸易集团。李旦的大弟华宇以长崎为据点，他的二弟二官（Niquan）以平户为据点，三弟则在老家泉州策应，形成一个海上贸易网。由于贸易量巨大，很多中国人前往日本的平户、长崎定居，福建和浙江的商人，前往日本定居的有数千人之多，在那里和日本人结婚成家，形成聚落，称为“唐市”，他们的“唐船”装载中国货物运往日本交易，是很难取缔的。而这个贸易集团的首领就是李旦。

李旦因病死于日本平户，郑芝龙巧妙地接收了李旦庞大的资产和船队，成为天启、崇祯年间东南沿海的海上霸主，控制着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他凭借自己的制海权，向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船发放“通行证”，确保他们的航行安全，由此获得可观的收益。郑芝龙定居平户和姓田川的日本女子结婚，生下了儿子郑森，也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郑成功。

郑芝龙接收了李旦的船队和财产后，活跃于闽粤沿海，被明朝当局视为海盗头目。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巡抚熊文灿无力对付这个海商霸主，便用“招抚”的手段加以笼络，封给他一个“福建游击”的官衔，让他把总部设在厦门，专门对付海商与海盗一身而二任的著名人物——刘香。当时刘香的势力非同小可，拥有一百多艘船和几千部下，1635年败于郑芝龙之手。此后郑芝龙势力如日中天，根本不听熊文灿的节制，我行我素，地方政府奈何他不得。正如博克瑟《尼古拉·一官兴衰记》所说：“他实际上成了福建及其邻近海域的主人”。

郑芝龙在澳门的一段生活令他终生难忘，因而对澳门有特别的偏爱。当时日本发布禁令，禁止澳门的葡萄牙人前往日本贸易，郑芝龙出面协助澳门的葡萄牙人。他派船来到澳门，装载葡萄牙人的货物，运往日本，只收取运费，利润全归葡萄牙人。

荷兰人也企图利用郑芝龙。1640年荷兰人和他达成协议，他本人不直接和日本通商，而是通过中介的方式进行贸易。 2．荷兰与中国的贸易

欧洲历史学家认为，意大利的城邦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摇篮，威尼斯就是一个典型。然而，当北方的文艺复兴取代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尼德兰（Netherlands）取代了威尼斯，成为欧洲最先进的贸易国家。大航海时代的尼德兰的领域大于如今的荷兰，拥有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海港，善于航海贸易，被人们称为“海上马车夫”。他们不满足于北海、波罗的海上贸易，希望涉足东方贸易。

由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早于荷兰人到达东南亚，占领了据点。因此荷兰人想介入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就没有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那样的有利条件。于是他们另辟蹊径。

1602年，在官员和贵族的仲裁下，荷兰的各公司终于组成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这就是在远东显赫一时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由来。国会为东印度公司颁发了一份“自好望角以东至麦哲伦海峡整个地域”的贸易特许状，使它获得了贸易垄断权。它的总部所在地巴达维亚（雅加达），不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货物集散中心，而且也是东方殖民地统治中心。

荷兰人企图结束葡萄牙人独占这个海上贸易的优势，但是他们没有葡萄牙人的澳门，不可能建立起直接贸易关系，无法与葡萄牙人竞争。荷、葡竞争的结果，终于导致武装冲突。此后，荷兰人试图占据澎湖列岛，没有成功；便以台湾作为立脚点，在此与中国商船进行贸易。荷兰人在台湾的安平设立商馆，以后又在淡水、鸡笼（基隆）设立货栈。台湾很快发展成为荷兰进口中国产品的固定贸易基地，之后迅速成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中转港。1639年，除了中国和荷兰，日本向其他外国实施锁国政策，台湾这个中转港的地位日趋重要。

三、西班牙与“马尼拉大帆船” 1．西班牙的海外贸易

西班牙人哥伦布发现美洲，这就是“地理大发现”。而美洲的发现是偶然的，哥伦布本来的目的是前往印度，到达美洲之后也将其误称为印度，称当地的土著民为“印第安人”。为了区别，后来将印度成为“东印度”。西班牙人在南美洲为了找到一条通路，不断进行搜索。麦哲伦沿着南美洲海岸航行，进入了西面的海洋，麦哲伦把它命名为太平洋。经过远洋航行，1520年4月，他们在菲律宾群岛登陆，麦哲伦本人在宿务岛附近与土著人作战时阵亡。这个“无畏的远征队”只剩下了“维多利亚号”，在1522年9月7日返回西班牙。麦哲伦的航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美洲是亚洲以外另一块大陆。

西班牙人不可能得到葡萄牙人已经占领的果阿、香料群岛以及中国的澳门，因此他们没有葡萄牙人的优势地位，于是西班牙人便把眼光投向了菲律宾群岛。由于1545-1548年间发现了墨西哥和秘鲁丰富的银矿，西班牙人暂时把菲律宾搁置一旁。

二十年后，西班牙人再一次关注菲律宾。他们要想建造一个可以与澳门匹敌的据点，因此就在吕宋岛建立了一个城市就是后来的马尼拉。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时，那里已有150名华人居住，从事丝绸、棉布和其他杂货的贩卖。

1850年之后，马尼拉当局为来到这里的中国货物找到了一条通向墨西哥的航线，凭借北流的日本海流，绕着大圈子前往加利福尼

亚海岸，再从那里驶往墨西哥。这就是此后两百年中声名远扬的“太平洋丝绸之路”：从菲律宾的马尼拉港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行驶在这条航线上的商船有一个独特的名字：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

2．丝-银对流

西班牙的重商主义政策，要求殖民地必须为宗主国提供工业原料，还得为宗主国制成品提供市场。菲律宾和墨西哥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它们之间的大帆船贸易，被限定在马尼拉港和阿卡普尔科港之间进行。航行于太平洋上的马尼拉大帆船，是西班牙船队的一部分，将近两年往返于马尼拉和阿卡普尔科之间一次。西班牙商人在马尼拉除了同岛上的土著人交易外，主要致力于同中国商人的贸易，运往墨西哥的货物包括中国的生丝、丝绸、瓷器、棉布等，还有印度的细棉布、香料、宝石等。

印度种植棉花的历史悠久，棉纺织的历史也比中国长。中国种植棉花的历史从宋末元初开始，种植技术也是通过海路和陆路从南亚次大陆传过来的。中国的棉纺织业借助丝织业的技术纺织出来的棉布非常精美，并且物美价廉。

西班牙占领马尼拉后，中国的棉布很快成为菲律宾群岛土著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棉布已经成为菲律宾销路最大的中国商品，甚至在西班牙国内也很有销路。

中国的纺织品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运销到西属美洲殖民地。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就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货价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国货，而不用欧洲货。中国丝绸不仅泛滥于美洲市场，而且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了西班牙的丝绸生产。这些丝绸主要产自江南地区，称为“湖丝”。

中国商人把丝织品、棉布、瓷器等产品运到马尼拉港口，运往美洲，带回来的是整船的银币，这就是“丝‐银对流”。

返回顶端

贸易逆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pby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