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教学案例)

第三章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教学案例）

案例 1 ：建国初期的治理

案例呈现

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在国内，解放战争并未结束，除台湾外，沿海岛屿还有舟山、马祖、金门、海南尚待解放；在大陆上，两广和西南的云、贵、川以及新疆、西藏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战争还要继续进行，军费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

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几百万军政人员，到 1950 年最高峰时，这些俘虏达到 550 万人，加上国民党政府的 350 万公职人员，共计900 万人。他们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对他们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

旧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都极其落后，从 1937 年到 1949 年，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新中国建立时，工农业生产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从农业来看，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产量为 2800 亿斤，而 1949 年大约只有 2240 亿斤。 1950 年计划增产 100 亿斤，距离战前最高水平还差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更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当时农村每人每年的收入约 400 斤粮食，需要向国家缴纳 80 斤公粮，这个负担是相当重的。

1949 年我国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7% ，主要产品同历史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 48% ，铁减少 86% ，钢减少 83% ，棉纺织品减少 25% 以上。由于农业生产没有恢复，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维持正常生产都很困难，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现了

空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市场极为混乱。以上海为例，与战前相比，物价上涨高达 200 倍，城乡人民购买力低下，商品卖不出去，使工业受到极大的影响，大批工人失业。

交通运输亟待恢复。当时全国有铁路 2 万多公里，除了东北（占 40% 左右）因解放早得到恢复外，关内的铁路尚在逐步恢复之中。航运可供使用的船只很少，大都是吨位小的沿海、内河轮船，许多海轮被国民党胁迫到台湾或香港。

工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商品流通不畅，这就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当时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 41.4% ，城市负担占 38.9% ，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大一部分还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国家企业收入只占 17.1% ，以上三种税收政策收不够国家的支出，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在编制 1950 年国家预算时，支出的 82% 靠各种收入， 7% 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

解放初期水旱天灾相当严重，全国有 1.2 亿亩耕地 4000 万人受灾，对这些灾民，人民政府不能臵之不顾，必须采取紧急救济和生产自救等措施，这也要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看不起共产党，认为这些“土包子”只会打仗，不懂经济；能够治农村，管不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有人说：“共产党军事 100 分，政治 80 分，经济是 0 分。”一些投机商公然和政府较量。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与扰乱，也是造成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当时沿海港口的海运极为困难，南方许多岛屿还被国民党军

队所盘踞，对外贸易主要是与苏联及东欧国家进行。许多我们需要的物资无法取得。

形势确实是严峻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总是盼望着共产党失败，他们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有些民主人士也担心共产党缺乏经验，治理不好国家。

全国人民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毛泽东说：“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投身于经济建设之中。三年之中，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从根本上扭转了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许多生产项目取得超过预期的成就，国民经济的恢复提前实现了。案例讨论：

建国初期的国情是怎样的？

案例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过渡的新的历史阶段。但是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幅繁荣昌盛的景象，而是一个烂摊子，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经受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考验。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奠定了基石。

案例 2 ：“银元”、“米棉”之战

案例呈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着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市场不稳，物价飞涨，这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为了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稳定物价，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人民的支持，果断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次大的“战役”。

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此令臵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上海，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1949 年 6 月 1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动军警查封了金银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首要投机分子 238 名，学生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银元之战”之后，投机资本家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认为“银元之战”是人民政府靠政治力量取胜的，就又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棉布、煤炭市场。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一日三涨，上海涨价尤其。这时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臵上海于死地。”

面对投机商人的猖獗活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平抑物价的工作，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批示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中财委，依靠刚刚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调

动和集中足够的粮食、棉纱、棉布等重要物资，选择适当机集中抛售，给投机商人以毁灭性打击。中央人民政府从 11 月 15 日至 30 日，每日从东北调动 1000 万至 1200 万斤粮食入关，加紧华中棉花东运，把陇海沿线积压的纱布运至西安。在此期间，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准备了足够抛售的粮食、棉布、棉纱等物品。经过周密布臵和充分准备之后，选择市场物价达到高峰之机，于 11 月 25 日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集中抛售。大量物资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 26 日市场物价立即下降。连续抛售 10 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 30% 到 40% 。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灭竟相抛售存货，但是市场已经饱和，愈抛愈贱，愈是不易脱手。不少投机商人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驻所囤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出很亮的利息，两面挨耳光，其中许多投机商因亏损过多不得不宣告破产。

案例讨论：

什么是“银元”、“米棉”之战？“银元”、“米棉”之战有何重要的意义？

案例点评：

建国初期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党中央作出了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决定，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使国内外那些对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持怀疑态度的人士也不能不对共产党表示钦佩。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而且也能把经济工作做好。

案例 3 ：《甲申三百年祭》的回声

案例呈现:

似乎毛泽东早有预感，在全国解放前四五年，就提醒全党同志要戒骄戒躁，防止当官做老爷的思想，适逢李自成打入北京、明朝灭亡三百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对李自成的历史功过进行了评价，特别是对他进京以后，重蹈历代帝王的覆辙，骄傲、腐化、追求享乐、使艰苦打下来的江山，不久便被清军覆灭这段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认为正是教育全党的好教材，把它定为了整风文件。为全党同志打好预防针。 1949 年，北平解放一个月了，大家准备着进入大城市，既兴奋，又紧张。毛泽东又旧话重提：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毛泽东跟警卫员们聊起进城后要干些什么？有的说，进城后要买块手表，看时间。有的说：进城后，不吃小米，吃小米都吃伤了。毛泽东一听就说：我们就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进了大城市，也不要忘了这些。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

1949 年 3 月 23 日，毛泽东离开了西柏坡，踏上了进入北平的旅途。

毛泽东感慨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答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笑答：“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案例讨论：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面临着什么新的考验？

案例点评：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仅是指在全新的任务面前要排除万难去学会全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指在进入繁华城市、执掌全国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能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捧场所腐蚀。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警告，也是党的许多朋友所十分关切的。

案例 4 ：同仁堂的新生

案例呈现

工商界人士听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消息时，心情是极其矛盾和复杂的。 1953 年，各家企业正是蒸蒸日上，大家想大干一场的时候，国家提出把私营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具体来说就是要实行公私合营，这对大家的震动很大，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心里真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有的说：“ 1949 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就都跑了。”还有的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1953 年，北京市地方工业局选择了同仁堂首先行公私合营，这对于同仁堂的经营者震动很大。同仁堂到这时已存在了几百年。它始

建于清朝康熙八年（ 1669 年）。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同仁堂有职工190 多人，奖金约 80 万元，年产值约 16 万元，年零售额约 30 万元，设备陈旧，管理落后。 1949 年北平解放时，同仁堂由乐氏十三世乐松生经营，他同时是天津达仁堂管理处总负责人。 1950 年抗美援朝开始，同仁堂向国家捐献 99000 元。

同仁堂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时，对乐氏家族的震动很大，他们对经营了几百年的老铺，将要失去所有权，经营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确实十分痛惜。乐松生经过反复考虑，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而且，合营后，自己仍任经理，生活待遇也不错，因此决定，同仁堂带头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后 , 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同仁堂虽然是个大药店，但以往的经营管理方式陈旧，存在生产计划性不强，物资储存分散，领取手续不清，库存积压产品过多等漏洞。公私合营后，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增加设备，改进技术，自行设计了粉碎机、汽锅等，改进了生产包装。销售额也不断上升。门市部抓药从每天几十服，增加到每天 200 多服。经理乐松生高兴地说：“别家的流水逐日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这下可放心了。”

1955 年，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乐松生，询问了他生活、工作的情况，鼓励他为医药事业多做贡献。同年，他当选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市副市长。 1956 年 1 月 13 日，

北京国药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乐松生手捧大红喜报代表北京市工商界人士向毛泽东报喜。

案例讨论：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意义是什么？

案例点评：

从案例中可看出，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中经历了疑惧、兴奋、较量和服从的过程。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时，对乐氏家族的震动很大，他们对经营了几百年的老铺，将要失去所有权，经营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确实十分痛惜。乐松生经过反复考虑，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经过公私合营后 , 企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销售额也不断上升。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和平赎买政策得到了民族资本家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道路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案例 5 ：“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毛泽东与荣毅仁

案例呈现:

从一个民族资本家到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 , 荣毅仁的经历颇有些传奇色彩，在对荣毅仁的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中，有一个人对他来讲是会永远铭记在心的。几十年来，他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看待这位伟人。这就是毛泽东。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 1950 年 6 月。”荣毅仁回忆道，“当时，我作为特邀代表之一，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并荣幸地

参加了毛主席在中南海熙年堂为列席代表举行的宴会。在我走近熙年堂时，毛主席已站在门前热情迎候。人民领袖的谦逊，温暖人心。他握住了我的手，说‘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毛主席的手，又柔软，又有力。使我初进中南海的拘束感顿然消释。”

荣毅仁出身民族资产阶级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掌管家庭的部分企业，成了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出于爱国之心，上海解放时他留了下来。但他和其他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一样，对生活在新中国今后的命运，仍怀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理。“毛主席当时觉察到了我们这种矛盾的心理，便对我们说，只要大家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都有前途。”“毛主席还鼓励我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人民的奖励也就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尽管有较大的资本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可荣毅仁一家的事业在旧中国仍未能幸免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劫难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压榨，通过办实业振兴国家的愿望也不能实现。当他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和党中央、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政策，荣毅仁深切体会到听毛泽东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就能发展，人个也才能有前途。

荣毅仁还回忆道：“ 1955 年 10 月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我曾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抽出时间到上海去。 1956 年1 月初的一天，我正在上海的公司里上班，突然接到通知，说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赶到厂里不久，毛主席坐着汽车来了。当时我真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想不到在北京对他讲的那句话，

他竟记在心上了。”

荣毅仁说：“毛主席在 50 年代的讲话中，几次提到了我的名字，并以我的追求进步的事例说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在国际和国内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使我百感交集，我为毛主席对我的关心和重视所深深感动。他的话激励着我，更坚定了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案例讨论：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企业和改造人同时并举”的方针？

案例点评：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人的改造，把企业的改造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首先，对资本家进行思想教育，经常组织他们学习，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实践活动，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认识。一方面使他们认识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已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使他们了解党对资本家实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其次，本着“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精神，给与资本家及资方人员以必要的工作安排，使他们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再次，在生活上“包到底”，给资本家以高薪。从本案看出，“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对共产党改造政策逐渐拥护的心路历程。

案例 6 ：“小脚女人”

案例呈现:

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中央成立了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于 1953 年初调中央农村工作部担任部长。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

的发展强调慎重、稳步、秩序渐进。提出：“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必须发展一批，办好一批，在办好的基础上求发展。认为“这一批社会主义据点，将是吸引中贫农战胜乡村资本主义的基本阵地，巩固这一阵地，打好基础，尔后稳步前进，就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否则仍要走回头路，要快反慢。”他的这些主张是在认识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后提出的。因为我国土地私有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合作化的历史却很短，所以必须考虑农业的特点和农民的习惯及承受力。他认为，初级社具有半私半公性质，农民通过土地入股入社，既能增产，土地又能参加分会使农民感到太突然，对生产会产生不良影响。另外，他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因此，他主张在合作化发展速度上要稳妥，在数量上要少，在质量上要好，在规模上要小，逐级过渡。他的发展计划定为从 65 万个社发展到 100 万个，翻半番。

邓子恢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发生分歧。毛泽东认为农村关系紧张，是由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的反抗，而不是因为政府多购了 70 亿斤粮食。他认为，农民叫缺粮大部分是假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因此毛泽东主张全面规划，加快步伐。他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邓子恢等同志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开门见到山地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下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平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

导农村中祖宗主义群众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甚至还指责说“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被“胜利吓昏了头脑”，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源共享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他认为这些都是“右”的错误，要克服掉。因此，他否定了邓子恢提出的农业合作社翻半番的发展速度，要求在 1955 年下半年，全国农业合作社要在 65 万个的基础上增加 1 倍，达到 130 万个。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案例讨论：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案例点评：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1955 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这些偏差同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次要的，非主流的。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正是今天改革中需要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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