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学家苏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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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夏金历史

宋朝文学家苏洵传

“守道安贫,不营仕进”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少不学,他自己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①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045),37 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失望,在后来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由于目击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颇灰心,于是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①。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书信,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此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乡,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嘉祐三年(1058),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他上书皇帝,表示谢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发泄自己不肯应试的情绪。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迫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自己的识见水平,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之中,没有必要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等于不被信任。对此,苏洵是颇为愤慨的。 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书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

可是,此书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祐五年(1060),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066),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 岁。著作有《嘉祐集》。

① 苏洵:《嘉祐集》卷11《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① 欧阳修:《欧阳文忠全集》卷34《苏明允墓志铭》。

“指事析理,引物托喻”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00 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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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

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发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

其次,关于用人问题,“任相”之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夷狄。古之人非以盗贼夷狄之事可为也,以贤之所在而已矣。夫贤之所在,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夷狄异类,虽奴隶之所耻,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以为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往往反摈弃不用。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然而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子弟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剽窃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子弟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以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奔走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举以为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

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制度的严厉的批评。其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剽窃之文”取士尤为不满,所以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有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

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门第用人来说,已是一大进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但苏洵以为这样取士,仍未作到人尽其才,还有“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未免遗憾。

苏洵这样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评论。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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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苏洵文章具体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善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不乱,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苏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论和史论,不仅善于“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温淳”、“雄刚”和“简切”的特点。尤其是和宋初以来柳开、石介、尹洙等人的同类文章比较,显然达到了更高的成就。

当然,苏洵在《礼论》、《乐论》、《诗论》一类文章中,有时未免迂阔,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说过“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于今”的话。但从全部文章看来,其“指事析理”,仍是精辟的。即使是迂阔之言,也仍然不失其个性特点。

还有,苏洵为文,常有独到之见,但有时也不免于偏。《辨奸论》一文,虽然未必尽出苏洵笔下,但这样的笔调,却也符合苏洵的性格。心有所激,发为过激之言,有时也是难免的。

在政论、史论等篇之外,苏洵还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点。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发之于此;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者,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就是说,苏洵为文,随遇而发,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投之所向,无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记》、《名二子说》等篇,茅坤、姚鼐诸家多有评论,此不多说。这里且举《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见其特点。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

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

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

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

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写得“温厚”、“简切”而自然。娓娓而谈,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谓“有感慨,有态度”的文字。

苏洵为文也是推尊韩愈的。像这样的叙述,其“感慨”、“态度”,与韩愈行文亦颇相似。在这段叙述文字之后,文章转入送序的主题:“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叶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这一段话,是苏洵评论凫绎先生诗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辞。苏洵赠给石昌言的这段文章,也是“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所发议论,皆非“游谈”,更无“枝叶”,简当老练,如其为人。 苏洵为文,虽然主张“精悍确苦”,“疗饥”,“伐病”,却也并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讲虚饰,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既具体地体现了这样的文风,又明确地说明了这样的主张。如讲“风水之极观”有云:“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将“风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这是标榜文章的一种境界。苏洵自己可能有意为之,但达到此境似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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