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共青城——春天的17个瞬间上

日落共青城—春天的17个瞬间（上）

1992年1月下旬，也就是苏联帝国分崩离析后的第一年。那年的1月依然寒气逼人，即使是莫斯科也没有什么显著不同。苏联的解体，以及随后带来的剧烈变化使人感觉有些麻木。一切的激情和躁动，都随着红旗的飘落而逝去。在新阿尔巴特广场附近，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两座大楼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兹纳缅卡街。很多阿尔巴特军区的老人都认为，之所以将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分别设置在兹纳缅卡街的新旧大楼内，是因为通过这里就可以直达克里姆林官的保罗维茨门。这意味着每当总统车队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身边驻扎着一支军队，一支曾经在世界上排名第二的军事力量。在叶利钦时代，这也意味着每天都要提醒总统，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正嗷嗷待哺，他们需要住房和按时发放工资。

上午8点左右，一名携带报话机和指挥棍的民警匆匆赶到兹纳缅卡街与新阿尔巴特广场的交汇处，禁止汽车和行人来往。这是因为总统叶利钦的车队要经过这里前往弗努科沃一2政府机场。俄联邦总统将要率领着一支庞大的政府代表团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首脑会议。这是独立后俄罗斯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式亮相，因而倍受瞩目。在启程离开莫斯科之前，即将度过自己6l岁生日的总统在空荡荡的机场大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行的目的是为促进俄罗斯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先进民主国家的关系。同时还要为解决国家的经济转轨和目前出现的问题寻求西方伙伴的帮助。”

同样是在这一年的1月下旬，在距离莫斯科万里之遥的中国南方特区城市深圳，人们在紧张忙碌着。在这个季节里，气候也并不温暖，阴沉的天空也见不到什么阳光，只有阵阵海风从南边的香港吹来。在广东省最高行政长官谢非及其下属的热诚期盼中，一列自北方而来的火车缓缓驶进深圳火车站。从车厢中走出的，这位个头不高的老人，就是在中国被尊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克里姆林宫被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文痞米哈依尔?苏斯洛夫称为“政治重量级拳手”，遭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欧勒拉赫马宁痛斥为“投降派”，更被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赞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的中国前任领导人邓小平，在这波澜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下，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以88岁高龄毅然发动南巡，冲破了长期困扰国家经济建设的思想枷锁，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巨轮驶向世界经济大国地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倾注了他人生最后的力量。

就这样，在这一年的春天，两个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伟大国家，分别按照各自选择的道路义无返顾地开始了各自的事业。故事!就从这里

开始……

启始——冰点1992

1992年3月15日，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代表厅召见即将赴北京与中国政府就边界问题换约的代表团主要成员，其中包括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和五位远东地区的边疆区和州的负责人以及一些实业界人士。踌躇满志的叶利钦总统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大厅，生机勃勃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大厅里的每一个人。整个人从上到下都显示出精力充沛、有力量、朝气蓬勃和绝对的控制力。以至于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等人几乎跟不上他的步伐。当时叶利钦的身体状况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还很健康，思维也挺清楚。除了贴身“近臣”之外，没有人了解总统真实的身体状况。

总统对代表团全体成员发表一通即兴演说之后，悄悄地将外交部长科济列夫拉到一边低声叮嘱道：“尽快把事情料理完，我不想再听到任何的争吵和抱怨。因为在北京栽了跟头，这两天我都快被彼得?奥列戈维奇诉苦的口水给淹死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就不能让我省点心!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变得成熟些?”

话说到这，二人不约而同地瞟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彼得?奥列戈维奇?阿文。留意到总统和外交部长的目光，正在与副总理亚历山大?绍欣低声攀谈的阿文做了个非常夸张的立正姿势，眼睛直挺挺地盯向前方，目光中闪烁着跳动的光芒，阴晴不定的脸上带着一丝怪异的微笑，就如同正在传阅《爱滋新闻》(俄国成人刊物)的军校生突然发觉政治副连长和班长查哨过来。看到自己的学弟如此地任性，绍欣尴尬地调整了一下姿势，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第一副总理叶戈尔?盖达尔快步走过来将阿文拉到一边，他显然不想在这个时候给外界留下什么值得玩味的印象。即便如此，三位年轻的政府高官在那一刻给人的感觉似乎这里正在召开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同学会。

外交部长竭力避开阿文的目光，皱着眉头轻声嘟囔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是知道的，我跟中国人没打过什么交道。在这方面我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再说彼得?奥列戈维奇他也应该……”

总统有些不耐烦地使劲一挥手，打断了想要争辩些什么的科济列夫：“听我说!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我又没让您去喜欢他们。您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到北京把条约签了，再把他们的真实意图摸清楚，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您和我都耽搁不起。记住!无论怎样都要把公事排在第一位。关于那批苏一27，我会派亚历山大?绍欣去处理。外交部有自己的任务，阿文那边就不用担心

了。”

科济列夫明智地闭上了嘴。这说明总统真的有些动气了，这个时候继续与他争辩是不明智的。熟悉叶利钦的人都知道，脾气古怪的总统固执任性，但并非不可理喻或听不进他人意见。一旦他决定的事情，除非有几个以上的合理理由否则很难说服他。况且，在处理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上，自己的确是出了些纰漏……

就在总统像小学文化教员般对着外交部长唠叨个没完时，远处的副总统鲁茨科伊凝神沉默着，似乎在用很大的力量勉强克制住自己。最终，副总统没打招呼就自顾自地离开。

总统的经济顾问尤里?斯科科夫一脸沉闷地将双手背在身后，漫不经心地四下打量着，似乎想在代表团中寻找某位至亲高朋。不过看起来在科济列夫的代表团中没什么人跟他有特别的交情。

总统的国际问题助理德米特里?留里科夫信步走到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罗加乔夫的身旁，后者正用略带一丝怜悯的目光盯着有些手足无措的科济列夫。

只有总统的队长，前KGB九局少校，后来的总统安全局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面无表情地站在总统身后，静静地端详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多年后，当科济列夫与人谈到这一段时，前任外交部长面带忧郁地说：“陡山累死瘦马，已经没有精力了，有谁能知道，一切会这样变化”。当问到他对鲍里斯?叶利钦的看法时，科济列夫不假思索地说：“我是相信第一印象的人。第一印象从来没有欺骗过我。通过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详谈，我认为他是一个能克制自己的人，这种克制有时很成功，有时却不尽人意；我认为他是一个旧时代的人，试图带领我们大家闯入新的生活。但是结果……”前外交部长无奈地摇了摇头，之后又迅速地调整自己的语调：“无论怎样，他尽力了!”

一边倒外交政策下的俄中关系

从代表厅到总统办公室之间有一道长长的走廊，在走廊踱步的时候鲍里斯?叶利钦最讨厌被人打搅。只有在封闭的克里姆林宫那幽静的环境中，漫步在走廊上的时候才能让他整理自己的思绪，这使他养成了一个人走在前面，边走边思考问题的习惯：“最近大家都在找科济列夫的晦气，这可不怎么好办呐。在莫斯科，没有人会去保护这个书呆子。民族主义者仇视他，共产党人痛恨他，现在连‘男孩帮’里的人也开始折腾他了”。总统对此感到有些无奈：“毕竟还太年轻，早就该提醒他”。

在后来的岁月中，安德烈-科济列夫一直认为他任内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友好睦邻关系。科济列夫经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就是，当他在北京告诉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让我们忘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让我们不要再做意识形态的兄弟和意识形态的敌人，而我们只承认有一个伟大的中国和一个伟大的俄罗斯，让我仃J 建设正常的关系”。前外长强调说，正是听到他的这些话，中国人放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较量一番的念头，迅速地与俄罗斯接近。

当我们不得不以聆听黑色幽默的心态勉强接受这二厚脸皮自吹自擂。我们首先要确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科济列夫的领导下，同为联合国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和中国是最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

叶利钦总统在最初的几年里忙于国内事务，把处理国际事务的全权都交给了自己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也就因此成为俄罗斯多年来第一任能够独立决定国家外交政策的外交部长，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任。对于自己的选择，叶利钦是这样认为的：“从一开始，安德烈?科济列夫就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我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我长时间地、小心谨慎地仔细观察这位外交部长，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旧的苏联外交部应该进行改革，同时保留其经验、风格和外交传统。科济列夫应该最终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上建立俄罗斯的和平外交模式”。但事与愿违，苏联外交风格的职业传统没有被成功地保留下来，俄罗斯的外交模式也未能尽快地建立起来。

前总理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认为，正是叶利钦成就了科济列夫，后者也以当今俄国政界较为罕见的忠诚作为回报。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二人之间相似之处颇多，他们都是前苏联时代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僚，对于苏联帝国那种残暴不仁的集权统治方式感到震惊，对于苏联式的、僵化的、封闭式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弊端有着切身体会。尤其是当他们在西方亲身体会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之后，西方国家非常干净的街道和公园，漂亮的现代化建筑和摆满商品的商店，服务周到的营业员和高效廉洁的国家机器，与他们重新回到苏联时那熟悉的、肮脏的院落和阴暗的街道，千篇一律年久失修的建筑，空荡荡的商店和排成长龙的家庭主妇，巨大的反差让他们对苏联的现行制度感到绝望。他们都认为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过去没有，今后也难以给人类带来幸福，而市场经济却创造出人类梦寐以求的社会生产力。但是他们都只是从表面去理解复杂多样的经济问题，却忽视了俄罗斯的国情和美日等西方大国利用宏观调控等手段引导本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一现实。他们当初都是抱着促进国家的变革使之更加人性化和公开化的目的投身改革事业，但都因遭到党内强硬保守派的打压而转变为党的对立面。他们都自诩为政治精英，并相信自己能够领导或推动这个

国家的人民走上富强民主的道路。他们对西方都有一种莫名的好感，认为俄罗斯应该也只能成为西方的亲密盟友，进而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所不同的是，白1993年以后叶利钦逐渐转变了他对西方的态度，而科济列夫一直到今天依然为当初的“一边倒”政策竭力辩护。与科济列夫那种近乎天真到脑残的无条件亲西方立场相比，在积极谋求加入西方民主国家俱乐部的同时，在叶利钦的身上依稀可见300年俄罗斯帝国精英思想的残余。

1989年5月25日，被“冷藏”了近一年的鲍里斯?叶利钦利用苏共第19次会议确立的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卷土重来，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一波三折地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任民族院建筑委员会主席，并因此进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在广大民意的支持下于1990年5月中旬召开的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竞选最高苏维埃主席获得成功。紧接着又不顾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的反对，在第二年的5月击败了包括亚历山大?雷日科夫在内的其他5名竞争对手成为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此时的俄罗斯联邦还只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苏联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其至高无上的代表者是总统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但在当时颁布的俄罗斯宪法中，俄联邦总统被赋予极大的权力，不仅有权颁布政令进行立法、决定政府的组成以及在行政部门遭到议会责难时为其提供辩护的权力，而且掌管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因而被有的学者称之为“超级总统制”。当然，这也为日后俄政坛围绕削弱还是彻强总统权力展开一系列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

在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之后，叶利钦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外交部。虽然加盟共和国的外交部被看作是官运不好职业外交官的“收容所”，专门负责办理签证和接待二等外国代表团，这一类的机构实质上是联盟的分支机构之一，也是二流的徒有虚名的摆设。叶利钦选择了39岁的科济列夫，这个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活动”而被赶出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司的年轻人作自己的外交部长。就这样，科济列夫于1990年10月入主和平大街上一栋不大的独立楼房，成为俄联邦的外交部长。作为俄罗斯的新任领导人，叶利钦对外交政策不大关心，眼前摆满了急待处理的事务。他还注意到，极为重视外交政策的戈尔巴乔夫越是往国外跑，拥抱外国领导人，接受国外公众的掌声，国内的情况就变得越糟，在民众中的声望也就越低。但这并不表示早期叶利钦的外交政策没有思想基础，相反，其思想内容较戈尔巴乔夫“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经济制度可和平共处”的理论更加立场鲜明，那就是“在许多方面迫切希望与西方利益融为一体”。

在叶利钦1991年6月2日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在科济列夫的安排下立即前往美国进行访问，以建立最高级联系。科济列夫在与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进行磋商时提出，美国应给予叶利钦独立主权国家总统的待遇。在向白宫汇报时，贝克引用之前获得的情报显示，叶利钦政权在一年以前就已经不再担心与中央政府发生冲突。他利用向南

非“德比尔斯”公司出售黄金和钻石赚取的资金，建立了俄罗斯自己的中央银行，并用这种办法破坏苏联中央政府的垄断。同时还要求俄罗斯有权在解决涉及苏联核储存问题时行使否决权，有权参与任命苏联国防部长的工作，并有权监督克格勃在自己领土上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曾经只是形式上存在的俄罗斯外交部开始显示自己的力量了。他们绕过苏联外交部与阿富汗游击队直接建立联系，保证俄罗斯将不会再把武器提供给喀布尔政权，这无疑与苏联中央政府的方针不相符。在老布什与叶利钦举行的首次正式会晤中，前者拐弯抹角地打探对方的底线，究竟这头俄罗斯大熊是要取“戈尔比”(戈尔巴乔夫)而代之，还是要把这个国家彻底摧毁，以成就自己的一世英名?叶利钦则毫不客气地表示，为维护苏联的统一成立新联合政府对他来说并非不可接受。他也没有多大野心，仅仅需要联合政府中的“三个职位”的控制权即可，那就是：总理、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事后布什对自己的阁僚们说：“这家伙是个真正的政客，他不光要把戈尔比的翅膀剪掉。弄不好，他会把这个国家搞个四分五裂。”

贝克回忆说，当时布什总统还一心想维护苏联的统一，他认为一旦苏联解体，成千上万枚核子和生化武器将处于完全失控状态，这对于西方来说无疑将是一场噩梦。当然，在华盛顿也不是没有其他意见。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就公然与总统唱反调。他对于即将发生在苏联的事情兴奋地发狂，认为这是上帝赐予的机会，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过。作为主管外交工作的国务卿，贝克敏锐地察觉到科济列夫一联串不同寻常的举措。他得出的结论是，一旦发生变故，这家伙就会把苏联外交部踢到一边或干脆架空起来。贝克还发现，科济列夫较前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更亲西方，也更为激进。从意识形态来讲，他令许多美国右翼保守派政客都白叹弗如，这在过去实在是难以想象。贝克国务卿在向老布什汇报时建议：戈尔巴乔夫的失势已成定局，不用也不值得去同情他。现在应全面发展与叶利钦领导下的俄联邦政府关系，在最近的将来他们将有可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八月政变后，科济列夫果然如美国人所预料的在叶利钦的支持下对联盟中央外交部发难。他提出苏联外交部是多余的，应将它的规模削减到十分之一。俄罗斯中央银行并吞了苏联的两大国营银行：负责货

币政策的国家银行和从事外贸工作的外经银行。之后又接管了苏联财政部的全部工作，这样俄联邦政府就可以动辄用停止拨款来迫使残存的苏联政府就范。最后连外交部这块牌子都没有保住，被改成“对外关系部”。苏联外长鲍里斯?潘金甚至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贝克求助，请他发函给叶利钦，向后者解释中央政府机构对管理和获得国际援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拆毁外交部将会有损同家声誉。贝克国务卿对于在苏联外长面前充当救世主的感觉自然非常满意，他乐得看着苏联外长灰溜溜地交出斯摩棱斯克广场外交部大楼七层的办公室。此后，俄国外交官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发现对方的姿态越来越高，有时甚至发展到了颐气指使的地步。

对于美国人的傲慢无礼，科济列夫并不足很在意。自独立伊始，叶利钦就希望与西方结成联盟，彻底融入西方：“俄罗斯自古以来和欧洲就是一体，我们应该与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欧洲机构联成一体，应该加入其政治和经济联盟。”对西方的一往情深，并非出自于总统的个人好恶，也不仅仅在于拥有和西方相同的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叶利钦们”在一开始就把俄国经济复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西方的援助下，因此才会出现“一边倒”政策。另外，无论是1991年的“八月政变”还是1993年的“炮打白宫”，叶利钦始终得到西方世界在政治、外交、财政、情报、宣传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在那一段时间里，叶利钦的政治命运和西方紧密相联。因此，当叶利钦上台并独揽大权后，积极推行亲西方政策，希望一步跨入西

方“大家庭”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科济列夫则是总统亲西方政策的最坚决拥护者和最理想实施者。就如同他自己所讲过的：“西方民主国家是俄罗斯的天然伙伴和盟友!我永远不会放弃这个理想，我死了也要带着它进棺材。”

按时任美国副国务卿斯特鲁布?塔利鲍特的话来说，俄国外长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与美国一致的”。当美国前总统里查德?尼克松向科济列夫请教新俄罗斯的利益问题时，俄国外长恭谦地说：“苏联的一个问题是过分卡在国家利益上，所以，现在我们将更多地考虑人类共同的价值问题。但是，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并且能够提醒我们该怎么确定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话，我将不胜感激。”事后尼克松对此评价

说：“当我任副总统，后又任总统时，我竭力表明我足一个为了维护美国利益而搏斗的狗崽子。在这方面，基辛格是个更大的狗崽子，有时候我还要向他学习。当苏联刚刚解体，新俄罗斯需要保卫和加强的时候，他的外长却想向所有人表明他是个多么好的家伙。搞不懂俄国人干吗不派他去慈善机构工作。”

外交部长的个人恩怨

如果说科济列夫对开拓与西方的合作关系可称得．卜是不遗余力的话，那么在开展对华关系上则可以用消极怠工来形容。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意识形态所造成的问题，还有两个原因导致了两国关系的冷漠和停顿。这都与科济列夫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首先是科济列夫个人的原因。这个出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的俄国外交官对西方与生俱来的卑躬屈膝和对东方的不屑加鄙视，还有他本人性格上的缺陷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与科济列夫共事过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叶利钦时代走马灯似地更换内阁总理和各部部长，科济列夫是少数几个能在位置上待过5年的。他之所以能够获得总统的青睐和赞赏，除了被称为“忠诚的安德烈”之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因素在起作用。叶利钦所受的教育及其生活经历与对外政策问题所需的特殊高深知识距离很大，就其性格而言，他讨厌深入了解细节、分析外交策略。善于阿谀奉承的科济列夫则将其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安排总统与外国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还有就是在国外组织接待工作上。在这些方面科济列夫有着过人的天赋，毕竟这也是苏联时代俄罗斯外交部的主业。想当初，科济列夫就是通过安排叶利钦对美国的访问并与老布什成功举行会晤而奠定了他的事业前途。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之前科济列夫差点因为一次不成功的会晤准备而失去自己的工作。

那是在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苏联期间，当时担任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希望会见江泽民，为以后同中国打交道奠定基础。考虑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以及苏联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另外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较为敏感，为了防止引起党内保守派势力的批评，中方没有接受叶利钦的要求。这本来并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当时苏联尚未彻底崩溃，新的俄罗斯从法律上也还未诞生，中国作为一个刚刚与苏联恢复正常化关系的邻国其谨慎小心也是可以理解的(法国和日本的政治家也做出过同样的决定)。另外出于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叶利钦在当时做出一些过激的反共言论也使中方感到不悦。这本来需要我们通过外交渠道更好地与中方进行说明沟通，澄清误会，改善双边关系。但因科济列夫感到颜面受损，又被脾气暴躁的叶利钦点名批评，他不但未进行任何有益的外交活动，反而指示列宁格勒市(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索布恰克“还以颜色”。得亏索布恰克的外事顾问从中积极斡旋，事态才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个月后，列宁格勒取消了苏维埃，举行市长选举，索布恰克当选首任市长，随即任命自己的外事顾问为市政府

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后来的俄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罗高寿之怒

“您到底管不管这个国家的事情?”老成持重的外交官对着总统脱口而出。

“这话问得有些离奇不离奇?!”尚未反应过来的叶利钦大惑不解地答道。

“那么请您告诉我，是谁在制定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克里姆林宫还是美国国务院?”

之所以使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罗加乔夫如此愤怒，以至于甘冒遭免职的危险向总统叶利钦当面提出抱怨，的确事出有因。苏联解体后，对外关系部被俄联邦外交部全面接收。部长离任，四名副部长被临时任命为俄联邦的“执行特别任务大使”负责处理外交事务。1991年12月24日，四大使之一的伊戈尔?罗加乔夫约见中国大使王荩卿。对于罗加乔夫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难堪的一次约见。当罗加乔夫见到王大使后，首先再三表达歉意，并表示将尽快安排王大使向俄罗斯联邦总统递交国书。作为新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王荩卿于1991年11月底抵达莫斯科。这个时候包括外交部门在内的联盟中央各部门已陷入一团混乱之中，苏联总统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也已经被剥夺了接受国书的资格。俄联邦国务秘书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在11月初就已经公开宣布，联盟客观上已经不存在了。此前有几个国家的大使，已改为向俄联邦总统叶利钦递交国书。身为副外长的罗加乔夫为维护两国传统友谊，同时也为了给国家保全一丝颜面，在再三请示后向王大使保证，戈尔巴乔夫最晚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间接受中国大使的国书。罗加乔夫一再向俄联邦外交部提议，应对中国大使递交国书事宜尽快做出安排。在当时罗加乔夫并未得到授权向中国大使解释，因何会在莫斯科出现两套政权并存的怪异局面。因此只能采取不断拖延和敷衍的策略，一直到12月25日苏联正式宣告灭亡。直到这时，这份国书还没来得及递交。

这显示出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在“八月政变”后，俄联邦外交部接管了联盟中央对外关系部的大部分工作，更不用提12月8日别洛韦日森林那著名的“不眠之夜”后，一切都已经确定，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注定消亡。实际上在政变之前许多联盟中央的政府部门就已经主动依附于俄联邦政府，就在俄联邦外交部急匆匆地搬入斯摩棱斯克广场的那栋大楼的同时，科济列夫忙着跟各西方大国联络感情、展示善意，却单单忘记了跟他的中国同行打声招呼。不仅如此，在清理政变

集团的据点时赫然发现一份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草拟的致中国政府的“艳电”。提出希望与中国结盟，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虽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北京当局对这一请求做出答复，但在庆祝反政变胜利的白宫广场集会上，科济列夫煽动性地表示：“通过这次事件，使我们认清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只有西方民主国家才是俄国的真朋友。”就这样，苏联时代定期举行的外长级接触中止了，双方外交部门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由于总统设立的一套体系使外交部几乎在完全没有监督的状态下工作。心胸狭隘、自命不凡、自行其是的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在初期对华工作中的所作所为简直让人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轻视或有意忽略与中国的关系，在无法与中国进行有效沟通的情况下，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和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卢金于1991年12月6日率团访华，以探询中国对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态度。这时北京因搞不清楚俄方的真实目的，尤其是在中国情报部门获得了莫斯科高层正在与台北秘密洽谈出售100架苏一27和6艘K级潜艇的情报。这使北京一时间被搞得摸不清头脑，不知道莫斯科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另外，在中国也有一群与科济列夫类同的意识形态卫道士们(当然，其观点截然相反)，他们对于从“苏修”演变而来的俄罗斯持敌视态度。对以反共起家的叶利钦政权更是没半点好感可言。估计这也使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开展对俄关系方面不得不多做考虑。卢金在北京停留了近8天时间，期间只与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进行了简单的会晤。卢金依然借此机会，向万里委员长表达了俄联邦愿意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卢金在北京的碰壁，反而使外交部长有所解脱。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在中国一方，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与此同时，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在科济列夫的授意下出台一系列关于发展国际关系问题的报告。这些由科济列夫及其手下精心制作的报告由几个部分组成，提出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将以七国集团(G7)为核心。俄罗斯外交政策必须围绕这个核心来制订，使国家努力步人最积极发展的民主国家行列，以便在这些国家中占有历史以及地理给我们确定的应有的位置。在涉及中国的那部分时，报告提出了相当悲观负面的看法。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1989年后已经出现逆转，如今中国政府在党内保守 势力的压力下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要对国内成萌芽状的私营企业进行甄别，以判断这些企业的性质究竞是属于“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报告认为，中国党内保守势力将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借口，扼杀国内最具活力和

最具发展前途的私营经济综合体。这将严重威胁中国东南沿海地方税收和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生活，这等于放弃了北京当局一直坚持

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报告最后着重强调，中国未来将重新陷入以阶级斗争为重点的大规模政治动乱，这将最终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进而引发内战和国家的长期分裂。报告以极度忧虑的口吻谈到，一旦中国发生大规模动荡和战乱，成百上千万、甚至上亿中国难民越境涌入远东地区的可怕情景，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其结论是，必须加强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合作关系(有可能的话还要加上日本和韩国)，将中国崩溃后对俄罗斯的损害降低到最小。这份报告获得以第一副总理盖达尔为首“男孩帮”大部分成员的热烈追捧，无论是加入以G7为核心的先进国家集团，还是对中国的防范措施，都非常符合当时的舆论倾向和某些政治人物的胃口。盖达尔以轻蔑的口气对美国记者表示：中国!大而无用。未来将对俄罗斯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造成严重威胁。这种威胁不仅仅存在于军事上的，还可能通过人口膨胀引发的大规模难民潮等手段冲击西方文明国家。俄罗斯将毅然决然地担负起警戒中国、保卫西方民主国家的重责大任。因此西方应尽快协助俄罗斯实现经济复兴。

同样的，这份报告也引起了身为“特别任务大使”的伊戈尔?罗加乔夫的警惕。究竟外交部长将把俄罗斯的外交引向何处?伊戈尔?罗加乔夫出生于外交世家，他的父亲阿列克谢?罗加乔夫是一位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汉学家兼外交家，中国古典名著世水浒》和《西游记》就是由阿列克谢?罗加乔夫翻译后介绍回国内的。此外他还翻译过鲁迅、老合等中国近代作家的作品，这些译作在前苏联多次再版，吸引了大批读者。他按照与自己俄罗斯姓氏接近的发音，为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罗高寿”。1932年，出生刚满一个月的小罗加乔夫随母亲来到中国新疆，那时他的父亲老罗高寿正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苏联总领事馆任职。此后，伊戈尔?罗加乔夫在中国断断续续生活了近15个年头。在中国工作期间，对中国文化有深厚造诣的小罗加乔夫决定沿用父亲的中国名字。小罗高寿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在他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期间，曾多次参加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及边界问题的谈判。中国人也牢牢记住了他的中国名字，而他的俄国姓名“伊戈尔-罗加乔夫”在中国反倒很少有人知道。

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现实有相当深入研究的罗高寿，对于科济列夫炮制的所谓国际关系问题报告，尤其是涉及中国部分深不以为然。遂决定绕过其顶头上司，通过总统的国际问题助理德米特里?留里科夫直接面见叶利钦，就对华关系问题详细阐述了他的个人观点。罗

高寿指出，我国外交的根本就是要从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出发制订我们的外交政策。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不会总是和西方的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利益相一致。科济列夫的外交路线是将整个外交政策都变成了国内意识形态斗争，这并不符合我国利益。勃列日涅夫时代，为防备中国仅在远东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就耗资300亿美元。无论是从我们的民族利益或是国家利益来看，与中国敌对既无利可图更没有这个必要。为了西方大国的利益与中国为敌，充当西方反华势力马前卒不但得不偿失也是极端无知的表现。况且，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本身也在积极吸引西方投资和先进技术。对于俄罗斯来说，除了密切与中国的关系之外别无选择，因

为“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求发现共同的利益和合作领域；一切其他办法都会起反作用”。

突破坚冰

这时在北京，中国当局关于对俄态度的问题逐步明朗化。北京新一代领导层早在1990年就逐渐意识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有发生崩溃的可能。北京注意到白1990年春天以来苏联已经开始一系列不可逆转的变化，民族民主主义者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对苏共的排挤获得了成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他们也获得了较强的势力。同时，在下诺夫格罗德和斯维尔洛夫斯克，民主主义党派和组织取得了胜利。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鲍里斯?叶利钦逐步掌握了大权。在莫斯科苏维埃选举中，由加弗里尔?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派阵营取得了胜利。对于苏共的分裂和对国家掌控力的逐步削弱，北京是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和思想准备的。早在1989年9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醒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动乱已不可避免”。

由于苏共中央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误判，以及苏共领导人执迷于获取西方的廉价称赞而过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对推动市场化经济改革却裹足不前。戈尔巴乔夫曾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允许国内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感到不解，他认为只要在政治上建立宽松民主的人性化体制而无须在经济上开放。邓小平据此判断，苏联已经不是会不会乱的问题，苏联陷入政治经济危机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只是时间问题。北京对于苏联一旦发生大规模动乱甚至国家解体，将对世界和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相当重视，特别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影响深感忧虑。作为世界第二核大国的苏联，如此庞大的核武库将由谁来掌控?能否实现有效的控制?是否会出现核武器的大规模扩散?苏联只有30％的共和国边界作过明确划分，其余都是按照行政划界。在各共

和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民族矛盾在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苏联国内的民族问题进一步恶化是否可能引发内战?甚至引发国家间的战争?莫斯科积极谋求加入西方阵营，标志着两极格局的终结。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之后，是否将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采取更为咄咄逼人的政策?和由此将对中国国家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内外有别、绝不当头”的战略决策，中国政府确定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出发点，在包括政治军事等各个领域发展与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专心发展国民经济建设。有关涉及对台军售问题，则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并且要求新疆、蒙古、黑龙江和吉林等与苏联接壤的边境省份按照中央政府的授权继续开展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往来。中国外长钱其琛于1991年12月27日致电科济列夫，宣布中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原中国驻苏联大使改任为驻俄大使。同一天，中国对外经贸部长李岚清和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率团抵达莫斯科，并分别与副总理绍欣、外长科济列夫和对外经济联络部长阿文举行会晤。通过与绍欣的会面，李岚清转达了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总理李鹏致叶利钦总统的口信，表示中国政府愿意与俄罗斯新政府发展关系的愿望。俄联邦副外长G．库纳泽就两国关系问题与田曾佩副部长进行了会谈。12月29日晚，双方签署了两国会谈纪要。《纪要》肯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同意将继续履行中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并加强各领域各级别的交往。将尽快批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这个《纪要》不但解决了中苏关系的继承问题，也使自“八月政变”后两国趋于停顿的高层来往得以初步恢复。

面对中国主动伸出的友谊之手，叶利钦总统立即指示外长科济列夫发函给中国外长钱其琛，表示将按照当年中苏之间的规模和级别，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1992年1月31日纽约联大期间，叶利钦和李鹏在联合国总部“不期而遇”，双方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的暂短会晤。叶利钦利用这一机会向李鹏表示，俄联邦政府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同时希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莫斯科将尽快批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李鹏则特别强调北京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俄中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两国间的4000多公里边界应成为和平与友谊的边界。俄中之间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叶利钦也表示他非常重视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与相邻的中国省份发展经济合作关系。这是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双

方都对这次会面感到满意，认为这是个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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