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不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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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生在世不称意

一宫女失恩

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天天快乐，做任何事情都能顺心如意。大家在节假日走亲访友时，都忘不了在临走前祝对方万事顺意。祝福他人万事顺意，不仅是出于礼节的需要，更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藉此送上祝福以求顺意。

关于对待生活中的不如意之事，宋人方岳将其概括成一首《别子才司令》：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自识荆门子才甫，梦驰铁马战城南。

在上一章节我们曾经讲到过南宋洪迈在《客斋笔记》里面提到过的人生有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八?得意失意诗》

那么相对应的，洪迈也总结了人生的四大悲事：寡妇携子悲、将军被敌擒、失宠宫女泪、落第举子心。

——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八?得意失意诗》

寡妇与孩子悲伤相泣，是因为夫君去世了，这当然是件伤心的事。唐诗宋词里面关于寡妇的记载比较少，但是关于婚姻不幸的记载却是不胜枚举。比如宋代著名诗人的朱淑真，生于仕宦之家，而丈夫则是一位文法小吏，因志趣不合，夫妻不睦，最终导致朱淑真抑郁早逝。朱淑真曾经写过一首《愁怀》：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朱淑真所不满于他的，并不是无财无势，而是才学不能相称，心灵无法沟通，因而她的婚姻是非常不幸的。尽管并不是丧夫，但不美满的婚姻也是人生中不幸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

在这一章节我们将会具体聊一聊古代的四种不如意之事。

第一个是“宫女失恩”。

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的婚姻制度是非常畸形，也很不合理。皇帝一人拥有配偶成百上千，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后宫佳丽三千人”，可是有幸承皇恩得宠的宫女实在少得可怜，绝大多数的宫女只能在深宫之中虚度光阴，浪费青春，发抒怨情。在杜牧的《阿旁宫赋》中有这样的记载：

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

——唐杜牧《阿房宫赋》选段

杜牧借这篇文章讽刺秦始皇的暴戾，劝谏当权者不要重蹈覆辙，其中描写秦始皇的后宫颇为夸张：宫女们在高楼远望皇帝的临幸，以致曼妙女子等成了黄脸婆。尽管不可否认杜牧的行文有些许夸张，但这也不妨碍揭示古代宫女们的悲惨生活。

论说当时的唐代，也有许多诗人着眼于宫女们的凄苦生活，比如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曾经作为唐玄宗身边的宠爱宫女，却被打发到了东都洛阳的行宫里。四十余年过去了，历史见证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行宫内仿佛与外世隔绝了似的，满头白发的宫女们仍然在聊天时谈到曾经的皇帝。青春消逝，红颜憔悴，此情此景，十分凄绝。短短的二十字，历史沧桑之感尽在不言之中。

在白居易的《后宫词》中对宫女的刻画也比较深刻：

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燕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这首诗充满着讽刺的意味，概括了所有被锁入深宫，充当黄帝玩物的妇女的悲惨命运。

因而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下，大量的宫怨诗孕育而生，这些宫怨诗可以是嫔妃之作，也可以是文人拟作。

汉代班婕妤的《怨歌行》，一般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宫怨诗，被称为是“后世宫词之祖”：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班婕妤的《怨歌行》里面就写到了团扇在夏天的时候“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但是到了秋天因为天凉而无用，于是就被“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宫女在得到皇帝欣赏的时候会非常得宠，但是一旦受到皇帝的厌弃，宫女就像扇子一样被无情地被抛弃。

这种情形到了唐代的王昌龄，写了一首《长信秋词》进行了进一步的刻画：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唐王昌龄《长信秋词?其三》

班婕妤是著名史学家班固的祖姑，起初汉成帝非常宠幸班婕妤，可后来汉成帝又喜欢上赵飞燕姊妹，于是班婕妤就被冷落了并到长信宫去伺候太后，而此时受到宠幸的赵飞燕姊妹住在昭阳宫。

王昌龄的这一首《长信秋词》叙述班婕妤到了天明时分拿着扫把去清扫长信宫，此时拿着团扇“共徘徊”。是谁跟谁徘徊呢？是班婕妤与团扇共徘徊，因为她们同是沦落人：团扇到了秋天没有用了，于是就被抛弃了，就好像班婕妤的失宠。因此在诗中班婕妤的容颜还不如寒鸦，因为寒鸦早晨是从东边昭阳宫那边飞过来的，它已经得到了阳光的照射。

而班婕妤却没有皇恩的惠泽（“日”在古代一般也象征着皇帝）。在这首诗里我们处处看到了班婕妤的哀怨。

唐诗里若写到宫怨情结，一般会用到班婕妤的典故，除此之外诗人们还会用到陈阿娇的典故：

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于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后长主还宫，胶东王数岁，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指其女曰：?阿娇好否？?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

——《汉武故事》选段

汉武帝在小的时候，他的姑母长公主有个女儿陈阿娇。长公主曾经跟他说：“如果你得到阿娇做妻子，你会怎么对待她呀？”汉武帝当时还没有当皇帝，说道：“如果我得阿娇作妇的话，我将让她住在金屋之中。”就是著名的金屋藏娇的典故。可是刘彻当上皇帝娶了阿娇之后又宠幸了其他人，阿娇就被废置在长门宫，因此阿娇非常愁闷。据说她以黄金一百斤去请当时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写了一篇《长门赋》，希望汉武帝能够回心转意，可最终并没有成功。由此《长门怨》也是关于宫怨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典故。

李白就以此为题材写过一首《长门怨》：

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

由此可见，长信和长门这两个典故在唐诗，特别是关于宫怨内容方面的诗歌内会经常被提及，但是提到长信或者长门时可能不仅仅是宫女的哀怨，有时文人也会在借用这两个典故来发抒自己的怀才不遇、不受重用。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曾经写过一首《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在这首词里面在下阕特别提到陈阿娇斥千金求得司马相如的《长门赋》而最终事与愿违。联想起辛弃疾的身世，我们不难发现他正以长门之典故抒发自身的不遇。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这一年辛弃疾距1162年渡淮水回归南宋已有十七年了，可是十七年过去了，他的抗击金军、恢复中原的爱国主张始终没有被南宋朝廷所采纳。南宋朝廷并不把他放在抗战前线的重要位置上，只是任命他作闲职官员和地方官吏，使他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任所转来转去，大材小用。这一次又把他从湖北漕运副使任上调到湖南继续当漕运副使。漕运副使是掌管粮运的官职，这对辛弃疾来说，作这种官当然不能施展他的大志，不能实现他的抱负，更何况如今又把他从湖北调往距离前线更远的湖南后方去，更加让他失望。这次调动任职让辛弃疾意识到，这是南宋朝廷不让他抗战的一种重要指示，所

以他就通过长门这个典故来表达自己因为被其他的小人所嫉妒而不受皇上重用的不忿。因此作者在现实方面写宫怨诗可能是表达宫女的怨恨，但许多时候文人会借用宫怨来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

当然文人也可以通过宫怨诗来表达对宫女的关注以及对统治者的嘲讽。比如说陈子昂《感遇诗》的第二十六首曾经写到：

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宫女多怨旷，层城闭蛾眉。日耽瑶池乐，岂伤桃李时。青苔空萎绝，白发生罗帷。

这首诗以周穆王来暗指唐高宗李治。武则天本来是高宗的宫中昭仪，唐高宗即位以后，在永徽元年（650年）立妃王氏为皇后，可是不久后高宗就被武昭仪所媚惑。到了永徽六年高宗就把皇后废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从此以后高宗所曾经宠爱的妃嫔陆陆续续地被武则天给清除掉了。陈子昂写的这首诗歌，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一种讽刺。

因此宫怨诗它不仅仅是写宫女和嫔妃的哀怨，但不管怎么说，宫女因为失宠、臣子因为失信，终究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二举子落第

第二个不如意之事是举子落第。白居易曾经写过一首诗歌：

把酒思闲事，春愁谁最深？乞钱羁客面，落第举人心。

——唐白居易《把酒思闲事》选段

白居易在诗中问道谁的春愁最深呢？第一是乞钱羁客，第二是落第举人。

我们在上一章提到，及第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及第就可以享受天堂的待遇，鲜花掌声、功名利禄唾手可得，但是落第后的士人，却仿佛坠入了地狱，顿觉天地异色，深情恍惚、心情抑郁。所谓“一朝成名天下知”，可是不成名就会羞愧难当。比如晚唐的大才子罗隐曾经在政治生涯失意后写诗聊以慰藉抑或直抒胸臆：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唐罗隐《自遣》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唐罗隐《蜂》

由于罗隐长相丑陋、性格狂妄，甚至还得罪了一些科举考官，种种原因使他“十二三年就试期”，参加了很多次考试，最终却还是铩羽而归，所以《史书》上说他是“十上不第”。

大中十三年(859年)，罗隐在南康郡首次入贡京师，途经钟陵，碰到一个名叫云英妓女，两个人相见恨晚，相谈甚欢。可是到了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年后罗隐参加科举考试，又没有考上，旅况穷途，而此时罗隐却在钟陵又再次碰到了云英，遭到了云英的嘲笑，讥讽他十几年过去依旧还未考上。于是罗隐就写下了一首诗“泄愤”：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唐罗隐《嘲钟陵妓云英》

既然云英嘲笑罗隐久久未得中榜，那罗隐就干脆写诗讽刺云英：尽管过了十多年罗隐还是没能有考中进士，但云英十几年过去了也还未嫁。“云英未嫁”这个成语今天就流传下来了，特指一些年纪比较大了却依然还嫁不出去的女子。

不管怎么说，罗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落第举子。其实在当时不仅仅是罗隐，晚唐还有一位姓罗的诗人罗邺，外号“诗虎”。他也是七次下第，久未考中。下第之后羞愧难当，写了一首诗抒发自己的苦愁：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

——唐罗邺《落第东归》

还有更典型的，有一位朋友名叫杜糕，他的经历和之前提到的两位诗人差不多，科举总是考取不了进士，以致他的妻子赵氏都不好意思。有一次杜糕又没考上，他的妻子赵氏就写了一首诗《夫下第》：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杜糕多年都未考上进士，不仅他不好意思，就连妻子赵氏都不好意思了，所以在诗中赵氏标示如果丈夫再落第归来，希望晚上再回来以免羞于见人。

可以想见，落第的举子仕途无望，他们的家属也会承受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不遇之境不言而喻。

三落第的原因

参加科举是士人进入仕途的门槛，但毕竟能够考中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考生都是未入榜的。放在今天与高考或公务员考试相比，古代科举的录取率低得可怜，因此落第在所难免。那古代这些落第者们落第的原因是什么呢？

落第有很多种原因，有主观上的有客观上的。

落第的客观原因有很多种。应考者数量众多，录取率低下

应考举子很多，可是每年的录取率却很低。古代科举的录取是以人数录取而非比例录取。举个例子，今年科举录取100人，如果这一年正好有100名考生应考，那么考中的概率是100%，但如果这一年有10000人应考，那么考中的概率则是1%。唐朝前期及第的人数一般都是十七到十九名，中唐以后才上升到三十名左右。据统计，唐朝二百九十多年间，进士共只有6427个人，平均下来一年就是22个人。可是每年这么多人参加进士考试，有很多人落第再正常不过。

集权的干预

许多时候，科举考试的背后还是有一些重要人士的干预。当年王维参加科举考试很幸运地考中了状元，除了自身的真才实学不容小觑外，当时玉真公主的帮助也是中第的关键因素。在《唐诗纪事》引《集异记》中就有这个故事的记载：

维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为伶人，进主前。维进新曲，号郁轮袍，并了所为文。主大奇之，令宫婢传教，召试官至第，论之作解头登第。

放到今天来说，就是考试之前玉真公主非常欣赏王维的作品，考试前算是通了气。但凡考试，再严格公平也会受到有权有势者的干预。

考官取人的随意性

《唐语林》第七卷就记载了一件事：

杜让能，丞相审权之子；韦相保衡，审权之甥。保衡少不为让能所礼。保衡为相，让能久不中第。

——《唐语林》卷七《补遗》

杜让能是丞相杜审权的儿子，同时兼有诗人和宰相的身份，而在担任宰相前，杜让能一直非常窝囊，因为韦保衡，也就是杜审权的外甥，与杜让能两个人从小就互相较劲说不上话，韦保衡在当时一直不被杜让能所尊重。后来韦保衡做了宰相，杜让能还没有考中进士，于是韦保衡就一直让杜让能考不上。很显然，杜让能的失败完全出于韦保衡的“私愤”，人为因素实在不好控制。

又比如晚唐诗人方干，他的落第就有些让人惋惜了，因为他先天的缺陷患有兔唇。兔唇的治愈放在今天都有些难度，更不用说医疗条件欠佳的古代了。而方干就是因为长相不好而遗憾落第。在《鉴诫录》第八卷里有相关的记载：

干为人唇缺，连应十余举，有司议干才则才矣，不可与缺唇人科名，四夷所闻，为中原鲜士矣。干潜知所论，遂归镜湖。后十数年，遇医补得，年已老矣，遂举足不出镜湖，时人号曰?补唇先生?。弟子李频等皆中殊科。干可谓屈人矣。

——五代?后蜀何光远《鉴戒录》

尽管方干很有才，但是如果让方干考中进士的话，其他四夷的人还以为我们中原没有人了，因此方干因为兔唇而不能考中进士。在今天来看，选拔海关官员或外交官的重要一个标准就是长相好，毕竟这个代表了国家的形象。

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举子落第也存在一些主观原因。举子的性格

细节决定成败，性格造就人生。这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生活准则。好的性格可能会使你事事顺心，但反之可能会让你四处碰壁。贾岛很早就有诗名，但他的性格十分狂狷。有一次宰相裴度在兴化里挖凿池子，筑造台榭，那时贾岛刚刚考试名落孙山，于是怨愤地在亭里面提了一首诗，好好地嘲讽了一下裴度：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起，荆棘满亭君自知。

——唐贾岛《题兴化寺圆亭》

这首诗蕴藉含蓄，骂人都不带脏字儿，人家宰相也没惹到贾岛，可贾岛却没事找事发泄自己的不满，所以可想而知，最终贾岛没有考中进士。

因为性格而考不中进士的绝不止贾岛一人，之前提到的罗隐也是。他考不中进士除了他的外貌跟方干一样，不好代表大唐气质之外，还因为他的性格十分怪僻。在辛文房的《唐才子传》里对罗隐的评价是“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

《北梦琐言》里面记载了罗隐性格倨傲的两件事情：

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曾与之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以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

黄巢起义被平定之后，朝廷打算把罗隐召集到朝堂赐他官职，可是韦贻范却觉得这个事不行。他说：“曾经与罗隐同船，尽管两人素不相识，但船上有人跟罗隐说韦贻范是朝官，可罗隐却说：‘朝官不过尔尔，我脚夹着笔都比这些人厉害。’就这样如此傲慢的人，如果真的能够考中进士，那置我们于何地呢？”最终罗隐没有被征召。

《唐诗纪事》里面还记载了一件与罗隐有关的事情：

昭宗欲以甲科处之，有大臣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铄？?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

唐昭宗打算想让罗隐考上进士，这时有大臣提出：“罗隐虽然有才，但这个人太傲慢，经常嘲讽朝廷。当年唐玄宗如此圣德，还不免被罗隐所讥讽。”昭宗就问他：“当年罗隐怎么讥讽唐玄宗啊？”大臣将罗隐的一首诗《华清宫》呈献给皇帝：

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

昭宗一听暗呼幸运，连皇帝祖宗都骂的人怎么能给官职呢？于是本来想把罗隐招到朝廷任用的想法就打消了。罗隐的性格终究不被当权者所欣赏。

当然还有一些人不是因为性格问题，而是在考场里面故意捣蛋！比如晚唐的温庭筠。据《北梦琐言》的记载：

（温庭筠）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曰?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入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好曰救数人也。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温李齐名》

温庭筠很有才华，有个外号叫“温八叉”，意思是指温庭筠写诗、写文章、作赋只要五指张开相互交叉个八次左右就能写成，可见他很有才华。但是温庭筠在科场考试特别喜欢为隔壁的同学帮忙。对一般的考生来说是这可是福音啊，坐在温庭筠旁边，还能得到温庭筠的“热心帮助”，何愁考试不过呢？可是就这样违反考场纪律的人，考官可能会录取他么？毫无疑问温庭筠中不了科举。

四落第后的归宿

前一块内容我们聊到了落第的原因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那落第之后那些举子们何去何从呢？通常来说，落第之后的举子们一般会有如下的选择。

归隐

落第之后那就不考吧，躬耕园田或是当个渔夫樵夫享受劳动的快乐，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在中国古代存在着隐士群体，他们因看淡名利而隐，在这一群体内有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对科举失败的失望及对名利的淡泊。罗隐因为以讽刺之深久而不第，于是朋友刘赞就赠他一首诗：

人皆言子屈，独我谓君非。明主既难谒，青山何不归。年虚侵雪鬓，尘枉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岂微。

——唐刘赞《赠罗隐》

既然考不上那还不如不考了，为什么还一直要去考那个功名呢？罗隐看到了，于是就起了归欤之兴，作了一首《五湖》诗表达自己的归隐之志：

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心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入幕

在上一章节我们讲到文人的仕途大多数都是以入幕的形式开始的，而这些入幕的文人多事科举未及第者。唐代的殷尧藩考试没考上，于是就有了入幕之心。他在《下第东归作》就有提到：

十载驱驰倦荷锄，三年生计鬓萧疏。辛勤几逐英雄后，乙榜犹然姓氏虚。欲射狼星把弓箭，休将萤火读诗书。身贱自惭贫骨相，朗啸东归学钓鱼。

入幕可以让举子们有一个暂时的落脚之处，但这终究不是他们的志趣所在，因此绝大多数落第者会选择下面一种方式。

再考

刚才还没考中的殷尧藩兄弟还是选择继续考试了，而且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元和九年（812年）中了进士。陈子昂他之前考试没考上，也写过自己要归隐，但事实上陈子昂后来也继续参加考试，他最终也考上了。

正是这种气而不舍的精神，科举绵延一千三百年经久不衰，如果你是有心人的话就会发现，之前谈到李清照讼夫的原因是“妄增举数入官”，告张汝舟没有考满50次就被提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侧面地看出在当时再考是大多数落第考生的选择。

浪迹

考不上就不考了，爱去哪儿去哪儿，游走四方浪迹天涯。黄巢就是这类人的典型。当黄巢下第后，他看到了漫眼的菊花，于是写下一首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唐黄巢《不第后赋菊》

陈子昂落第之后想到归田，殷尧藩落第之后想弃文从戎（入幕），但这些都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博得功名。而黄巢却有着一副“痞气”：你不让我考上，我就把你整个朝廷政权给推翻算了。在黄巢的诗中，一种杀气冲透而出，看来考试不让人家考上也很有风险的。

总而言之，落第举人的心情在许多时候是悲苦的，这也是人生不如意之重要的一个方面。

五文人遭贬

第三个不如意之事是文人遭贬。

贬谪是中国古代官职的一种状态，涉及官署名、官名、官员的职掌等方面。各朝代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大体可分为中央官职和地方官职两大类。古代官吏因过失或犯罪而被降职或流放。即便古代的士人一路通畅，顺利地考中进士，顺利地当上大官了，但也有可能被贬谪，而且这个可能性不小。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仕宦现象。至少从屈原开始，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所以贬谪也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

唐宋时期文人被贬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大主要原因是党争。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党争有唐代的牛李党争和宋代的新旧党争。

牛李党争的背景是唐代中后期的宦官专权，朝廷中反对宦官的官员大都遭到排挤打击。而依附宦官的群体又分成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称为“牛李党争”。牛僧孺、李德裕这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遭致许多文人的被贬。可能今朝牛党得势，依附于李党的人就会遭到贬谪打击，而明朝李党得势，他们会反过头来打击牛党，如此往复，使得朝廷内的气氛剑拔弩张。

新旧党争是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围绕王安石变法的执行上所引发的一场党争。新党支持王安石的新郑，旧党反对新政。两派官吏互相攻击，一得势就贬斥另一派士大夫，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文史届大家都卷入了这场党争。这造成北宋政局的不稳定，持续五十多年，并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党争是贬谪一大诱因，但非全部，受到贬谪也可能是因为忤逆龙颜。韩愈就是因为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到潮州。这起事件的详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在今天陕西凤翔的法门寺阿育王塔内有一节佛骨。曾经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肃宗、唐德宗这些皇帝都对它礼迎膜拜，这节佛骨三十年才奏请朝廷开放一次。恰逢三十年，这一次功德使把佛骨开放的情况上报给唐宪宗，于是在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将佛骨迎入京师。先在禁宫里将这节佛骨供奉了三天，然后又送到京师的各个寺院。人生有多少三十年可以度过呢？因此在当时这是一件国家大事，整个国家会因此举办国家大典，场面非常壮观，而那些王公士民也纷纷施舍，气氛非常隆重。

韩愈当时任职于刑部侍郎，对唐宪宗迎请佛骨很不以为然，于是上表切谏。这份谏表就是非常有名的《谏迎佛骨表》。宪宗看了这份谏表之后非常生气，打算用极刑处死韩愈，后来经过宰相裴度等人死死苦谏才得以从宽处理。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韩愈还是被唐宪宗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上书谏表并非是韩愈个人的莽撞之为，他在谏表中的思想其实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士人阶层对于佛教的态度。事实上，谏迎佛骨是中国历史上儒佛矛盾斗争的一个重大事件。外来宗教与本土的传统思想不相适应，经过几百年的磨合，佛教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晚唐几任皇帝都是佛教的信仰者，佛教盛极一时。当时有识之士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依据儒学思想（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提出反佛的意见。

在韩愈得知自己被贬为潮州刺史后，写下了一首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唐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从唐朝贬谪的总体情况来看，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特点：从地域上看，贬谪通常是从京都流向外邑，从大城流向小城；从仕途上看，贬谪通常从中心走向边缘，从高职走向低职；从贬谪目的地来看，主要是三个地区：岭南（今广东、广西、海南及湖南和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湖湘（湖南）、巴蜀（今重庆和四川）。

这三个贬谪目的地的设置与一代名相张九龄有很大关系。张九龄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官至丞相，曾经向皇帝提出 “放逐之臣不宜居善地”的建议，后来得到了玄宗皇帝的采纳。当时唐朝的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地区还未得到充分开发，相比而言南方的生活质量比北方要差得多，因此唐朝许多遭受贬谪的文人都被贬到不善的南方：盛唐时期，李白被流放至夜郎（今湖南新晃），王昌龄左迁龙标（今湖南黔阳），但总体情况被贬到这些地方的文人并不多；中唐以后贬谪南荒的文人越来越多，刘长卿贬到潘州（今广东高州），韩愈贬潮州（今广东潮州）；刘禹锡贬连州（今广东连州），李绅贬端州（今广东肇庆），李涉贬康州（今广东德庆），吴武陵贬韶州（今广东韶关），李德裕贬崖州（今海南琼山）。但吊诡的是，张九龄提出的建议，最后却在张九龄身上应验了，他因周子谅触犯玄宗而遭受诛连，被唐玄宗贬到荆州去了。尽管荆州不不在上述三个放逐之地之内，但在当时地处南方的荆州也是半开放地区，因此也算半个“不善地”。

综上，在唐朝时期，许多人贬谪的目的地多为南方，南方当时还属于蛮荒之地，瘴气毒蛇无所不在，给这些被贬者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煎熬，这是对罪孽深重之人的惩罚。

六永贞革新

在唐代众多文人的贬谪中，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被贬无疑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他们的被贬与唐朝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事件有关—— “永贞革新”。

永贞元年（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做宰相，他们就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结成了政治上的革新派，要共谋打击宦官势力。当时朝廷宣布罢宫市、罢五坊使，停19名宦官的俸钱，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与革新派还罢免了贪官京兆尹李实，免除了苛杂，停止了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符合当时的民意国情，都具有时代的进步性，但是这个改革引起了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与之相勾结的节度使们的强烈反对。最后宦官集团夺得兵权并导致了改革派的失败，王叔文被贬为渝州（今重庆）司户，后来又被赐死；王伾也被外贬至开州（今重庆开县），后来不久也病死；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个人都被贬为外地州郡的司马，因此历史上就这十个人称为“二王八司马”。

通过一些资料的翻阅，可以发现，其实“永贞革新”有两个分野很有趣的党派。一派是王叔文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内的成员主要都是东南庶族的文士，集团内的13个骨干成员又可以分为三派：王叔文、王伾、陆质和凌准来自吴越地区；柳宗元、刘禹锡、吕温和陈谏的祖籍在北方，但安史之乱后南迁至吴越地区；韩泰、李景俭、韩晔、程异和韦执谊是吴越之外的人士。另一派，也就是“永贞革新”的对抗势力，主要是北方的士族，主要成员有宦官俱文珍、藩帅韦皋、朝臣武元衡和文士韩愈等。

在元稹《哭吕衡州六首》第三首中写道：遥闻不瞑目，非是不怜吴。

——唐元稹《哭吕衡州六首?其三》选段

祝融峰上月，几照北人丧。

——唐元稹《哭吕衡州六首?其四》选段

吕衡州即是之前革新派成员吕温，在诗中提到“怜吴”。吴地今指南方江南一带，元稹的“怜吴”可以看出他是同情南方派（革新派）的，而“北人丧“则说明他对反对派的抵触与诅咒。

永贞革新不仅仅是中唐前后期文学发展的界标，它除了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事件来划分这两个文学时代之外，还在于中唐前期的文学是以恬静、幽远、清冷甚至孤寂大历诗风为代表的，而永贞革新后的文学就呈现出了革新的精神，例如如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

“新乐府”在古代文学史上，即“新题乐府”，相对于古乐府而言。“新乐府” 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一般都作于元和四年（809年）为朝官时期，但诗歌所交待的事情大多不是这一年的事，不少是跟“永贞革新”有关的。

“永贞革新”在政治上来讲可能以黯淡的失败告终，但它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七刘、柳与南方文学

在谈到文人被贬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需要特别提到刘禹锡与柳宗元两人的被贬与南方文学兴起的关系。

俗话说“人杰地灵”，在唐朝，南方的经济水平远没有北方发达，甚至还有许多未开垦的蛮荒之地，因此真正南方籍贯的文人作家并不多，尤其在岭南、湖南这一带的唐代文人更是少之又少。根据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统计，岭南道只有27位文人，其中较为著名的仅仅只是张九龄，湖南籍贯的比较有名的文人也只有李群玉。因此唐代南方文学主要是逐臣创作的文学。

在这些南贬的诗人之中，初盛唐时期主要有宋之问、沈佺期、张悦、张九龄等等，但或许由于贬谪时间比较短，或许由于在贬所的创作成就不高，这些遭贬的文人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然而刘禹锡、柳宗元两个人的南贬与唐代一般文士的贬谪完全不同：他们们俩的贬谪既不是犯罪之后的贬降，也不是党争中的牺牲品，而纯粹是唐宪宗李纯造成的，它是宪宗联合了宦官、藩镇及保守派官僚来致使革新失败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唐宪宗曾下诏，即便以后有大赦之日，这些人也永不在“量移之限”（所谓“量移”

是唐、宋公文用语。官员被贬谪远方后，遇恩赦迁距京城较近的地区）。这也就注定了他

们永无出头之日的现实。

一方是皇帝的严厉制裁，而另一方则是文人的遗世傲骨。柳宗元终其一生，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刘禹锡虽然偶有悔过之心，但也不过是为了努力改变环境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并非内心的感悟。因此他们有冤无处诉，有冤也不敢诉，于是以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南荒贬谪贬谪现象，使他们的文学具有明显的南方文学特色。

南方文学的特点深受屈原《离骚》的影响，具有怨愤的精神。在《离骚》中，我们看到屈原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言被害的苦闷与矛盾心情，揭露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狂与朝政日非的政治现实，表现了屈原坚持“美政”理想、不附和邪恶势力的自爱精神及对楚王朝至死不渝的忠诚。而回过头看柳宗元的《江雪》，一个遗世独立的渔翁形象跃然纸上：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笔上的渔翁，其实就是诗人的化身。可能大家曾经对于《江雪》所表达的已经比较熟悉，但细细品味，这首诗有着“藏头”的含义：千万孤独！与这当时环境格格不入，傲岸渔翁的内心难以言表。

范晞文在《对床夜语》对此有一个评价：唐人五言四句，除刘子厚钓雪一诗外，绝少佳者。

——宋范晞文《对床夜语》卷四

可见这首诗受到了后人的高度评价，它的成就不仅仅在于近似白描的写法，还在于凸显出了柳宗元的傲岸精神，不妥协、不屈服。

柳宗元还有一首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唐宪宗元和十年的年初，柳宗元跟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等五人奉诏进京，但等他们刚刚赶到长安的时候，朝廷又改变主意了，又把他们分别贬到更荒远的柳州、漳州、汀州、封州和连州作刺史。这首七律是柳宗元刚到柳州的时候写的。

这里所谓的“海天愁思”中，也当然包括了身世的坎坷、世事的变幻莫测、仕途的险恶之情。诗人写风雨侵颭、岭树遮挡，绝不仅仅是一种对自然景观的描绘。余陛云就对此有些许评论：

起笔音节高亮，登高四顾，有苍茫百感之慨。三、四言临水芙蓉，覆墙薜荔，本有天然之态，乃密雨惊风横加侵袭，致嫣红生翠，全失其度。以风雨喻谗人之高张，以薜荔芙蓉喻贤人之摈斥，犹楚词之以兰蕙喻君子，以雷雨喻摧残，寄慨遥深，不仅写登城所见也。

——清余陛云《诗境浅说》丙篇选段

这首诗秉承了屈原《离骚》的美人乡愁传统，背后深有深意。

因此“永贞革新”所导致的刘禹锡、柳宗元被贬南荒所带来的南方文学之兴起，是贬谪这件“人生不如意”之事所带来的一个客观上的结果。

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之间的关系

之前两小节谈到了柳宗元与刘禹锡的贬谪以及贬谪所带来的影响，除此之外，在这一小节还想顺便解剖一下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韩愈的两部作品《永贞行》和《柳子厚墓志铭》来分析。

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在政治思想上始终存在着隔阂。尽管韩愈对柳宗元、刘禹锡的文学成就逐步加以肯定，但是韩愈和柳宗元、刘禹锡在人格上具有明显的差异。韩愈作于永贞元年（805年）九月的《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七员外翰林三学士》：

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唐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选段

他所上的这三个学士就是王涯、李建和李程。这首诗歌曾经追叙过自己被贬官阳山令的一个原因，其中特别提到韩愈自己被贬官的原因是上疏言事以及刘禹锡、柳宗元的泄密。

韩愈于贞元十九年（803年）被贬到阳山了，远离朝端；永贞元年（805年）九月韩愈赴江陵府法曹参军；至元和元年（806年）韩愈才获赦回京并担任国子监博士。而“永贞革新”是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开始执政并于八月宣告失败。从时间上来看，“永贞革新”时期韩愈在外地的任上，因此韩愈跟“永贞革新”其实不应发生关系，但是韩愈的诗文中却有多篇章节涉及到永贞革新，而且对王叔文集团大肆地诋毁。

贞元十九年（803年）前后，志在革新的王叔文开始关注到御史台。当时的御史台中丞（中央行政监察机关长官）由武元衡担任，监察御史有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愈、李程等等，这一批人跟王叔文集团都发生了或大或小、或正或反的关系。韩愈之所以没有加入王叔文集团并对永贞革新颇多偏见而成为反对派，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韩愈自视出身高门，门阀观念使他对于出身寒隽的东南文士不不屑合作。韩愈世称称韩昌黎，昌黎在今河北昌黎县，也是韩愈的郡望。韩愈如此强调自己的郡望，借此希望表达自己高贵的门第出身。东南文士都是寒门出身，所以韩愈看不上这些东南文士，不屑与他们合作。

第二，韩愈的长兄韩会（738-780）因与元载结党，以至于身败名裂，时在大历十二年（777年），韩愈西区了长兄的教训，所以在永贞革新中采取了保守态度。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第三，韩愈与宦官的关系非常微妙。永贞革新前后，韩愈一直站在宦官俱文珍一边而未尝动摇过。贞元时，韩愈在董晋宣武节度使的幕僚里任观察推官，当时俱文珍是监军，

两人的人事关系非常好。后来俱文珍将要赴京师的时候，韩愈还作了一首诗《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送给他：

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晓日驱征骑，春风咏采兰。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

这首诗中的“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一句对俱文珍吹捧备至，而这种吹捧显然的是出于私心。官迷韩愈还是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仕途。

韩愈于贞元十九年（803年）贬官，而作《永贞行》的时候已经过去三年了。这个时候韩愈重提旧怨并非无意，实则有多方面的考虑。

第一，宪宗即位之后一反永贞革新的政治制度，韩愈可能觉得这个时候有出头的希望。但是要想回朝，就必须得到旧派人物的欢心，而要得到这些旧派人物的欢心，最简便且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大骂永贞革新集团。

第二，永贞改元后，最能接近唐宪宗的人事李程、李建、王涯三位翰林学士，其中李程是受王叔文集团排斥之人，因此在诗中特别提到刘禹锡和柳宗元柳二人，表明自己的“心迹”，可谓用心良苦！韩愈与李程、柳宗元、刘禹锡都曾在贞元十九年（803年）担任过监察御史，其后又分道扬镳。而此时李程是翰林学士，身居要职，韩愈写诗寄给他，很明显其目的是想通过他来引荐入官，所以他在诗中特别写到刘禹锡和柳宗元，是想表明韩愈跟刘禹锡和柳宗元二人划清界限。

第三，韩愈于永贞元年（805年）赴江陵府法曹参军，此时刘禹锡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在被贬的途中又改为朗州司马。经过江陵的时候，刘禹锡跟韩愈曾经相会过。刘禹锡是罪臣，韩愈若跟刘禹锡交往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政治风险，所以韩愈这时写诗，明显是想要为自己洗刷清白。在韩愈与刘禹锡于江陵相遇之时，曾以“以不幸相悲”对刘禹锡表达了同情之心，然而到了他作《永贞行》时却又背后指责刘禹锡和柳宗元，韩愈如此表里不一，人品不敢恭维。

第四，唐宪宗为宦官拥立即位，而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甚为密切，所以作这首诗也有讨好宦官的意图。韩愈在《永贞行》内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唐韩愈《永贞行》选段

在这段文字中，韩愈将二王刘柳定性为谋私利的小集团，一旦窃取大权，正直的朝官就无计可施了。此外，韩愈还讽刺改革者升官过快，夜里诏书下来，早晨已经当上官了，不管资历够不够，飞速提拔一点障碍也没有；大白天公然接受贿赂，名贵的宝珠堆满了黄金的盘子。因此从韩愈写的这首《永贞行》中，可以发现韩愈与刘禹锡和柳宗元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微妙的。

韩愈写的另外一篇文章《柳子厚墓志铭》也体现出韩愈与刘柳的微妙关系。在韩愈因反对迎送佛骨而被贬到潮州之后一年，也就是元和十五年（820年），韩愈又被量移至袁州（今江西宜春）。《柳子厚墓志铭》正是韩愈在量移袁州刺史，的时候写的。在韩愈的《祭柳子厚文》有一段评述：

凡今之交，观势厚薄；余岂可保，能承子托？非我知子，子实命我。

——唐韩愈《祭刘子厚文》选段

这句话表达了韩愈的心声：他不是真心要给柳宗元写墓志铭，而是受他人（刘禹锡）之托，因此韩愈也无可奈何。可见韩愈并没有把柳宗元看作是知己，所以刘禹锡请求韩愈为柳宗元撰写墓志铭，这对韩愈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不过韩愈终究还是写了。

《柳子厚墓志铭》主要写柳宗元的三个方面：前面写政事，中间写友情，最后写文学。有关政事方面，韩愈对柳宗元的政治活动一概否定。在这篇文章里面，韩愈有一段有名的感慨：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选段

韩愈的这一段文字对世道人情剖析可谓鞭辟入里，他围绕“士穷乃见节义”的观点，用对比论证的方法对世俗交情发表了议论，并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风义。

然而这种人生感慨似乎不应处于韩愈之手。因为韩愈所批评的这种现象正是他自己所作所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十二月，韩愈随裴度去平定淮西，回朝之后因为功劳授刑部侍郎，可谓大权在握。第二年正月大赦，刘禹锡上书请韩愈施以援手，韩愈没有丝毫反应。到了长庆二年（822年），刘禹锡任夔州刺史，赴任途中写诗寄给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和中书舍人的白居易，但仍然没有什么结果。由此可见，所谓“落陷穽不一引手救”的人如果不是韩愈，那么又会是谁呢？

另外，韩愈写《永贞行》的时候，刘禹锡、柳宗元正在被贬。一月之中，由掌权的朝臣贬为刺史，再贬为司马，政治打击异常巨大。此时如果韩愈能够给予安慰，这将是最大的慰藉。刘禹锡赴任途中专门拜会韩愈，以其旧日同在御史台同事之故叙旧，可是此时韩愈不但不加以同情，反而写《永贞行》来谩骂他们。韩愈的行为是典型的“落井下石”！

这样看来，尽管韩愈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具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誉，但人品方面实在差强人意，不足之处甚多。

友谊上“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唐李商隐《风雨》选段）；在爱情上“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唐李商隐《无题》选段）。在李商隐很多的诗歌里都可以读出这种间阻之慨。

除此之外还有迟暮之慨：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唐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选段

还有孤寂之慨：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唐李商隐《西洋楼》选段

还有迷茫的感慨：

觉来正是平阶雨，独背寒灯枕手眠。

——唐李商隐《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选段

十三李商隐诗歌的人性表达

李商隐对一生感慨遥深，但是集李商隐于一身的不幸身世、家事、时世也使他诗歌的创作带来了非同寻常的经历感悟与影响。李商隐的诗歌有更多人性表达的成分。因为他是个内向的人，也是个软弱的诗人，所以也是一个具有更多关于生命思考的人。

在这里可以举几首他的诗歌来表达这一点：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唐李商隐《夜雨寄北》

这首诗有一种时空交错的美丽。两个“巴山夜雨”，前面是当下亲眼所见的，后面是将来可以想见的。第一句表达当下不可预见将来，第三句又表达将来是可以期待的。整首诗的意象就是“巴山夜雨”，回还往复，其实这是情分的悱恻辗转。剪烛是伉俪之间的情致，于是就给全诗开了一个生面，也说出了自己对家的迢迢念想。人的生命和情分都是由往事确立的，因此把自己的往事留给自己并托付给对方，这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李商隐感觉到“巴山夜雨”这一情景注定不能忘记，于是就写在了诗里，写给了自己的亲爱。他是在做一件人生的大事。再看《闺情》这首诗：

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

——唐李商隐《闺情》

很少有人提到李商隐的这首《闺情》，这首诗表现了一个女人睡在丈夫的身旁却梦见跟她的情人欢会的场景。如此体裁写法恐怕是古今闺情诗中绝无仅有的，但是这首诗却包含了一个哲理：人与人的相知是很困难的，即便是夫妻也不一定了解对方。就算这位丈夫就躺在自己的妻子旁睡觉，而自己的妻子却在做梦与自己的情人欢会！

我们可以用一首含义相似的诗歌来解读它，唐朝李冶有一首诗《八至》：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一句“至亲至疏夫妻”，正是对李商隐这首《闺情》诗的最好注释。可见李商隐对人性的解读非常深刻！

再看李商隐的《瑶池》：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生命的珍贵和活跃是以必然的不长久为代价的，生命的来龙去脉又都是生命本身难以知道的，因此生命的底色注定是悲伤的，这首诗写的就是人生命中的终极悲伤。诗里面写道“何事”，这两字不仅仅是“周穆王已经死”的委婉说法，它还是有关生命结局的真正设问：一个能把人的悲伤写得如此温文敦厚，难道不觉得李商隐实在是诗中的高手吗？

再看李商隐最有名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在读者看来李商隐的诗歌很难理解，以致元好问对此评论：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金元好问《论诗绝句》选段

这首《锦瑟》诗历史上有很多学者作了非常多的解读，关于诗歌的主题，历史上共有四十八位诗人对此作了解读，经过大致分类约十四种说法：令狐青衣说、咏瑟说、调和以上两说、咏瑟起兴自伤身世说、情诗说、悼亡诗说、自伤身世说、自伤兼悼亡说、令狐恩仇说、诗集之序说、伤唐祚说、寄托君臣朋友说、情场忏悔说、无解说。不管如何，这首诗所表达的，就是要感知当下。感知当下，要觉知生命中伟大的当下力量，否则只会留下惘然的追忆以及无尽的迷思。这就是《锦瑟》的主旨。

人是以痛苦和遗憾为代价获得真理的，真正的认识来自于事物的不在场或不存在或已消失。换句话说，失恋了才知道什么是真爱情，而恋爱中又往往漫不经心，毫无当下觉知，事后却惘然不已！诗里面“待”字的过去未来式正好能够表达出这种哲理，诗人深切地表达了因为没有把握过去的当下和觉知过去的当下美而使自己目前陷落在追思的迷惘之中。从另一个层面中也可以看出诗人所要传递的一种语境：只有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李商隐是一个才命相妨的诗人。因而他是一个不称意的诗人。

杜甫曾经说过“尘世难逢开口笑”，我们当然不希望在自己的一生中经常遭遇这样的不称意，但是我们却又必须面对这样的不称意，因为人生有很多的不称意。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至于以怎样的心境、怎样的心态面对这样的人世，我们需要学习一些更积极、更通脱的人生哲理。

贬谪是人生不如意之事。尽管以刘柳二人为代表的唐代文人被流放到荒蛮之地，身心俱疲，但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南方文学的繁荣，不过同事也映射出有一些文士内心的阴暗心理。

九身心患病之身病

宫女失恩、举子落第、文人遭贬，这三件事当然都是不如意的事情。三类人有各自不幸，但这三类人也可能遭遇同样的不幸，那就是第四种人生的不如意——身心患病。

以疾病作为诗之主题并非从唐代开始，但是在唐代这一主题的文学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从当时的历史和政治层面看，发展可能缘于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从唐朝中期的开始，诗人们开始有意地回避由安史之乱所引起的动荡政治生活，从而转向一些更加私人的话题。特别是在杜甫的影响下，诗的主题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在杜甫的《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中可以看到当时杜甫患有不少疾病：

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

——唐杜甫《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选段

可见当时杜甫患有严重的风痹症。以病作为主题，诗人在自己体力的衰退上看到了宿命的痛苦，由此影射到整个国家的命运。

其次，一些疾病与唐朝重新统一后辽阔的疆域有关。在当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许多文士、许多政客被贬谪到岭南等偏远落后、不卫生、多发病的地区，而那里瘟疫成灾，从而引起了大量的热带疾病。比如柳宗元被流放到广西以后，染上了霍乱和一种严重的皮肤病，最后很有可能是死于脚气。他曾经写过一首诗：

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瀄汩盈颠毛。

——唐柳宗元《寄韦珩》选段

这这首诗里，柳宗元写出了自己在广西治地所遭遇到的仅蛮荒之地才有的霍乱、脚气等疾病。

唐朝大多数文人首先患的是眼疾，这里所谓的眼疾是指类似近视眼、青光眼等用眼过度的疾病，而非老花眼。为什么很多文士会患上眼疾呢？这就与唐代无比重要的科举考试息息相关，因为在古代，文人为了获取功名而从小就发奋读书。白居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就是因为读书太勤奋而患上了严重的眼病。白居易曾经写过一封书信表达眼疾给自己带来的不便：

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

——唐白居易《与元九书》

光线昏暗加上操劳过度使得白居易患上了近视眼和散光，眼睛所看到的视物十分模糊。不过好在白居易最终考取了进士，一定程度上算是弥补了自己的痛苦。

唐朝以前很多文士来自上层社会，可是在唐朝，大部分文人是贫寒出身。这些贫寒之士若在晚上读书，就会经常需要借着微弱的光线。尽管在恶劣光线条件下读书也曾经有一些美谈，比如说西汉匡衡的凿壁借光、晋代车胤的囊萤夜读，但是这种在微弱光线下阅读必然会带来视力的损伤。唐朝孟郊没有钱买蜡烛，于是在月下苦读。他在诗中写道：

进乏广莫力，退为蒙笼居。三年失意归，四向相识疏。地僻草木壮，荒条扶我庐。夜贫灯烛绝，明月照吾书。欲识贞静操，秋蝉饮清虚。

——唐孟郊《北郭贫居》

月下的勤奋苦读，我们固然可以千古传诵，但也在客观上导致这些诗人视力的退化。眼前一片模糊多少都会给这些是人们带来麻烦。

有时，无知常常也会引起莫名的担忧。尽管相比前朝，唐代的医术有了质的飞跃，一代药王孙思邈还编著了《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但在唐朝，仅仅落掉一颗牙齿也会令人惊慌失措。在当时，民众普遍有这样的共识：牙齿掉光了，死期就不远了。因此文人的作品或多或少地会涉及到落牙的题材：白居易从六十六岁开始落牙，于是就写了《齿落辞》；韩愈在三十四岁就开始落牙了，写了一首诗《落齿》。韩愈在给他的朋友崔群的信里写道：

近者尤衰惫，左车(左边牙床)第二牙，无故动摇脱去；目视昏花，寻常间便不分人颜色；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须亦有一茎两茎白者。仆家不幸，诸父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久长哉！

——唐韩愈《与崔群书》选段

似乎韩愈一家的命运都不怎么好，家庭成员都在正值年壮之时就撒手人寰，韩愈不得不为掉了一颗牙而担忧自己的生命会不会结束了。

我们在唐诗中可以找到大量未老先衰的形象，再加上当时的医疗费出奇地昂贵：卢照邻倾家荡产，就是为了治疗现代医学所谓的“可致残多关节炎”。白居易没有钱为生病的母亲买药。他在《谢官状》中有这样的记述：

但以位卑俸薄，家贫亲老，养阙甘馨之费，病乏药石之资。

——唐白居易《谢官状》选段

张籍因为生了眼病而且医药费又太昂贵贵，于是便愤慨成书：

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欲得定知身上事，凭君为算小行年。

——唐张籍《赠任道人》

在唐代，除了由于医学知识匮乏而导致的病痛之外，某些治疗方式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还有放在现在都是极度危险的。杜甫就表示针灸差一点让他断送性命：

羸瘠且如何，魄夺针灸屡。

——唐杜甫《咏怀二首》选段

而根据白居易《思旧》诗的记载，韩愈和元稹的死亡，其诱因可能就是可以起所谓“长生不老”作用的仙丹：

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归下泉。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绵。或疾或暴夭，悉不过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

——唐白居易《思旧》选段

在中国古代，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会尝试用一切办法去延年益寿，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仙丹在现代科学的成分分析中多含有铅、汞等重金属元素，这些元素都是有毒有害的。

身体患病当然是不称意的事情，不过也有一些人能够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从而使健康的消失有一种赔偿。苏东坡在《病中游祖塔院》这样写道：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此时苏轼在杭州任通判，尽管染病，但也正是由此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而有了病，只要安心即是良药，无须再求药方。苏轼的开朗个性使他视疾病如浮云，这样的个性是治病最好的良药。

清代王晫写了一本书《今世说》，记载了毛先舒的故事，其中写道毛先舒体弱多病，大家都为他担心，可毛先舒自己却说：

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燥热人道耳！?

——清王晫《今世说》

总体看来，尽管疾病给人带来痛苦和悲观的情绪，但有一些人还能够自我调节，苦中寻乐。

但是毕竟，身体患病，痛在自己。

十身心患病之心病

身体患病是一种层面上的疾病，而心理患病则是另一个层面的疾病。相比切肤之痛的生病，心病有时比身体上的疾病更受煎熬，也更受关注。

在唐诗宋词里，心病可以以忧国忧民、怀才不遇、相思之苦等形式表现出来。“忧国忧民”的心病在爱国诗词中特别多。著名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写过一首词：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宋陆游《诉衷情》

陆游有雄心壮志去收复北边沦陷的土地，但奈何自己一天天地衰老（胡未灭，鬓先秋）而报国无望。至于能文能武的辛弃疾，报国无门的无奈感更是跃然纸上：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觮，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宋辛弃疾《鹧鸪天》

满心的报国热血，最终却换回去种树的份儿，这真实令人心寒！这不就是一个心病么？

历史的秋意、时代的风雨、英雄的本色、艰难的现实，共同酿成了一首悲壮沉郁的陆游的《诉衷情》。

陆游在写这首《诉衷情》词的时候已经年近七十。身处故地，未忘国忧，烈士暮年，雄心不已。这种高亢的政治热情，永不衰竭的爱国精神形成了词作风骨凛然的崇高美，但是这种“恢复”情结始终没有能够得到释怀，因此这是陆游的一份心病。

事实上，“怀才不遇”是每个时代都存在的主题。这些自恃才华横溢的才子们都有为国为民，或者出人头地的远大抱负，但是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所以“怀才不遇”很遗憾地成为了一个无可躲避的现实，因而导致许多文人墨客就有了“病”。杜甫在《登岳阳楼》中写道：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唐杜甫《登岳阳楼》

在写这首诗之时，杜甫已经57岁，离自身生命的终结只有仅仅两年。此时他一人坐船在洞庭湖上漂泊，身患肺病、风痹、耳聋等身病的他，更是因为自己因政治生活坎坷，漂泊天涯，怀才不遇的心情而痛苦不堪。

与此同时期的孟浩然也有相似的感慨，对怀才不遇的感慨一览无遗：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唐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至于“相思之苦”，从数量上来看则更多。宋代李之仪的《卜算子》是这类情感作品的典型：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宋李之仪《卜算子》

李之仪刻画出一对非常思念但都不能见到的情侣形象。尽管我们也常说“相见不如怀念”，但是这种相思还是非常折磨人的。

不过相思之情也绝不仅仅只是指向爱情的，事实上相思之情还包括友情、对故乡的思念之情等等。特别是在唐诗中，对长安的思念也是非常重要的“相思”。李白在《长相思》诗歌里就写道：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李白《长相思?其一》

不过对长安的思念，其实是有政治意涵的。在这首诗中，核心句子是“美人如花隔云端”，所以这首诗的目的就在于抒发诗人要追求政治理想而不能的郁闷之情。

因此从上述的考虑角度看，相思不仅仅局限在爱情这个狭隘的天地。

十一疾病对诗歌的影响

不管是身体的疾病还是心理的疾病，疾病对诗歌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层面是描绘病痛的症状，抒发内心的苦痛。大多数唐代诗人崇拜大自然，迷恋青山绿水。如果欣赏大自然是他们旅行的唯一目的的话，那么视力的衰退将不可避免地在他的创作中留下后遗症。刘禹锡在饱尝了三年的眼疾之苦后写了一首诗：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唐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

因为眼病的折磨，使诗人感到时间飞逝，意识到生命何等地短暂，而大自然对诗人的意义就已经截然不同了。在这首诗中“看朱渐成碧”一句其实含有双重含义：一方面从生理角度反映了视觉形象的改变；另一方面则表明了诗人心情从欢乐（以“红”隐射）到忧愁（以“碧”隐射）的过渡。由此可以看出，这句诗描写了诗人本来可以开心愉悦，却因为眼病而悲伤苦恼的情景。

而白居易的《眼病》这首诗更是感叹因为近视而带来的烦恼：

散乱空中千片雪，蒙笼物上一重纱。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僧说客尘来眼界，医言风眩在肝家。两头治疗何曾瘥，药力微茫佛力赊。

——唐白居易《眼病?其一》

整首诗把一半的篇幅都放在了视觉感官上。以今天的诊断结果来看，白居易应该患有散光。这种由眼病而造成的视觉形象扭曲，对诗人尤为珍贵的自然之美而言毫无意义可言。

第二个层面是因为病痛而形成自己的独特诗风，来实现自身的诗文成就。李贺因病写诗而形成独特的诗风，是这一层面最突出的代表。疾病对李贺诗歌的影响，几乎是无人能及，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诗人没有一首诗是专门写病的。我们在诗里行间猜不出他得了什么病，只有他二十七岁就英年早逝的这一事实事实可以证明他患病非常严重。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唐代诗人的命运能像李贺一样，把疾病完全地融入到诗歌里以至成了诗歌本身。

今天我们阅读李贺的诗歌，“病”这个字在李贺所有的作品中只出现过十次，但病作为诗的中心意义，却无处不在，它往往深藏在其他主题背后。这些主题可能包括时间的不可逆转、比如说死亡、比如说灵魂、魔鬼等等。可以以几句诗歌来看上述的主题：

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

——唐李贺《伤心行》选段

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

——唐李贺《出城寄权璩、杨敬之》选段

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

——李贺《示弟》选段

这些诗作并没有具体地指出李贺到底得了什么病，但是根据症状来推断，李贺可能得的是结核病。因为李贺有结核病的一些典型特征：消瘦、多痰、高烧不退等

病对不同的人，对不同人的诗歌创作、影响可能是不一样的。对杜甫来说，病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事情，更不是什么理想化的东西，而是常常让写作和想象中断的缘由。杜甫有好几首诗就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药里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

——唐杜甫《酬郭十五判官》选段

病减诗仍拙，吟多意有馀。

——唐杜甫《复愁十二首》选段

似乎是病让李贺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刺激了诗人的创作。但是他越是发奋写诗，身体就越是虚弱不堪，李贺的母亲看到儿子十五岁就日以继夜地写诗，非常心疼，就关切地嗔怪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呕心沥血的典故）

李贺在《咏怀二首》的第二首里面也清楚地意识到，日以继夜的写作读书将他更快地推向死亡：

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头上无幅巾，苦蘗已染衣。不见清溪鱼，饮水得相宜。

——唐李贺《咏怀二首?其二》

当今学者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谈到了关于病的美学和创造特征的思考：结核病和创造性的关系是如此地密不可分，牢不可破，以至于上世纪末，一个批评家认为结核病的消失使得当时的文学和艺术水平都有所下降。那么回头来看，李贺得的是结核病。而得结核病让李贺的诗歌成就变得如此之高，也许在某个方面验证了苏珊?桑塔格的观点。

李贺的《秋来》是写给自己的，或者是写给一个知音的。诗人非常希望这位“知音”能够品位自己诗歌的价值，而不至于被后人所忘记，不过诗人似乎并没有信心能找到这样的“知己”，忧郁的格调贯穿始终：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唐李贺《秋来》

诗中找不到一个“病”字，但病的意味却渗入到了每一句诗：苦、衰、涕、寒、魂、吊、坟、鬼、血等。这些字眼贯穿全诗，说着死人的话，绝望的诗人愤慨地向活人的世界发出了质问。李贺因为疾病而成就了一位诗人的诗歌。都说愤怒出诗人，其实疾病也能出诗人！

十二人生不称意的代表——李商隐

在这一章节耗费许多笔墨来谈人生不称意的事，最终可以以一位诗人作为人生不称意的代表——李商隐。

李商隐自己曾经写过一首诗：

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

——唐李商隐《有感》

通常讲起李商隐，读者可能就会觉得李商隐是一个忧郁的诗人，似乎他一生从没有开心过。李商隐的好友崔珏曾对李商隐的一生作了客观的评价：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唐崔珏《哭李商隐》选段

究竟李商隐为何“一生襟抱未曾开”呢？首先得要先了解李商隐的生平身世。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他的出生地在怀州河内人。所谓的“怀州河内”就是指今天的河南焦作，焦作除了是李商隐的故居之外，还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号称“律圣”的明代皇室后裔朱载堉(1536-1611)的故乡。朱载堉是明代著名的律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科学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其为“世界上第一个平均律数字的创建人”和“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圣人”。可惜中国古代一向对科学层面关注有限，因此中国人对于这位大师的了解并不多。

李商隐于开成二年（公元837年）考中进士。在中第之前，李商隐一直受到令狐楚的赏识，而在李商隐考上科举后不久，令狐楚因病去世，因此李商隐死去了凭依，于是他于次年到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并娶了他的女儿。这件事情使李商隐触犯了“牛李党争”（令狐楚是牛党成员，王茂元是李党成员），导致一生困苦潦倒。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李商隐的一生。时事

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唐王朝皇帝频繁更迭的时期。在李商隐短短四十余年的一生中经历了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和唐玄宗的统治，但这六朝皇帝的时代，在李商隐的眼中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唐李商隐《曲江》选段

晚唐终究比不上盛唐。时代本身就是令人伤心的时代。家世

从李商隐的祖上李书恒、至祖父李俌、父亲李嗣，包括李商隐自己，四代揭是累世孤孑，一脉单传。李商隐对自己的家世有过感慨：

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依之亲。

——唐李商隐《祭裴氏姊文》选段

李商隐整个家族非常凄清，人丁不旺，这也是他非常心酸的重要原因之一。

身世

李商隐自打出生后，日子就过得非常穷困。幼年丧夫，自己只好靠替别人舂米抄书勉强度日；长至成年后参加科举，可尝试了多次却从未考中，终于科举成功了，可是担任的官职却小得可怜，一生十寄戎幕，羁泊飘零。

在唐代的所有诗人里，李商隐进入幕府的时间是最长的，再由于受到党争的牵累，他被曾经“伯乐”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綯所忌疑，加上自己的妻子王氏（王茂元的女儿）的早年去世。所以从他的身世来看，正如他自己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