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

沈家本法律思想

1、沈家本法律思想研究的出发点

是以爱国、治国为目的的“法律救国”论！ 原因：

近代中国，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是华夏各民族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是保国保种与亡国亡种之间的矛盾。所以抵御、反抗外来侵略，保国保种，救亡图存，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共同目标。而沈家本是一个忧国忧民，具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封建开明官僚。他生活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欺凌的年代。沈家本身上也具备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爱国救国思想。

而沈家本从青年时期即入清朝刑部学律，并“以律鸣于时”，尽人皆知。沈氏在治理律中，比同时代法学家的视野要宽，考虑的问题要深。在研读旧律的同时，早就究心对外的法律问题。他的“法律救国”思想种根于此。

奉命修律以后，沈家本非常赞誉子产“救世”之苦心。效法子产，在“国弱邻强”的时代，负起修律救世的重任。由于他的“法律救国”，以采西法改造旧法为归指，所以，这个时期他的大量奏疏、论说、序跋等等，处处强调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采西法之善，去中法之弊。

2、沈家本的中西法律观 （1）究其真是，何旧何新

不管从官僚家庭出身还是从幼年便已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去分析，作为清王朝的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都不可能，也不会完全离开清王朝根据三纲五常的原则制定的法律的指导思想。但是，受命之时，时局已变，对于痛惜山河破碎，期望民族兴盛，国家富强，开明爱国而以精通西方法律的封建官僚来说，他虽然必须执行请朝廷的立法宗旨，但是又不可能不把自己的治国救国的识见注入新律，并以自己的识见去理解、执行朝廷的修律宗旨。

对于新学旧学（或西学中学），沈家本有一个总体认识，即新旧各有其是，学者不应以新旧之名而立门户。“但期推行尽利”道出了他研究新旧学说的目的。这种态度，最终构成他“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的修律宗旨。这一宗旨，集中体现了他融会中西法理，贯通古今学说，以制定最新最善之法，治理中国，挽救危亡的思想。 （2）中西法律、同异参半

沈家本服膺旧律近40年，对中国法律精熟，因此，他不会也不可能全盘否定传统。通过考订研求，比较对照中西法律，沈家本得出结论说：中西法律，“同异参半”，西方法律的大要大旨，中律尽已包涵，并举出大量事例。

在他看来，中律精意所包涵的西律之意旨，只要认真考察，几乎是俯拾皆是。因此，中国制定新法，若“不深究夫中律之本原而考其得失，而遂以西法杂糅之，正如讷凿之不相入，安望其会通哉”。

今日法理之学，“理固有日新之机，然新理者，学士之论说也。若人之情伪，五洲攸殊，有非学士之所能尽发其覆者。故就前人之成说而推阐之，就旧日之案情而比附之。大可与新学说互相发明。”明确道出了他为修律而寻求旧义的目的。 （3）取长补短，齐一法制

沈家本主持修律，研读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深明西法优于中法之处，更力博采西法以补中法，使新法适应时局发展之需要。 当时的法律不适表现为： 一是，与世界法律的进步不适。 二是，与国家法权的独立不适 三是，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适。 四是，与教案的公平审理不适。

但，沈家本毕竟是传统官僚和清王朝的修订法律大臣，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政治家。他采取西法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新的“治道”，以求富国强国。不是启发人民提高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

简言之，他不会也不可能使中国法律全部西化，只能是新旧兼收，中西并蓄，为我所用。 3、“仁政”的内涵

沈家本思想的核心是什么？通观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他的思想核心就是儒家仁政和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沈家本幼读经史，受儒家思想熏陶，身上打下极深的儒家“仁政”烙印。

他认为，中国法律，自唐虞时代起，便“以钦恤为风，以明允用”，形成德化的传统。在他的著述中，对“仁人”执法的赞美，几乎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并用儒家“仁政”评判历代法制、君主和执法者。

在沈家本的著述中。阐述资产阶级权利观念的文字并不多，但是，只要对他主持制定的新律稍做分析，即可发现里面到处充斥着这种观念。在他看来，新律，特别是民商各律，其意

即在“区别凡人之权利义务而尽纳于轨物之中”。即只要西方资产阶级法律中有关保护个人权利的内容，大都被他所引进。 4、“法理”的意义

对新学旧学，沈家本有一个总体认识，即新旧各有其是。这个“是”，即为中西法学的融汇点。

“是”与“非”相对，没有确定的含义。沈家本的“是”，应该是“法理”。

沈家本认为，中西法律法学都各有各自的法理。双方法理尽管不完全相同，但总逃不出“情理”二字。他用“情理”概括法理大要，并由此入手，贯通中西法学，则是他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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