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美尔货币哲学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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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美尔货币哲学述评

0311266 李慧哲学系宗教学专业 [内容提要]作为古典社会学思想家的西美尔，早在十九、二十世纪初就成为与

斯宾塞、孔德、马克思等人齐名的欧陆思想型学者。①本文从两个方面评述了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一方面揭示了金钱如何从方式上升为目的，从纯粹绝对的手段变成了终极的目的，成了世界的“世俗之神”。另一方面，指出了金钱虽然使人们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是停留在货币形式上，是一种消极、空洞的自由，进而说明了西美尔货币哲学的形而上和超历史的特征和悲情主义性质。

[关键词] 货币价值量化客观化自由 [正文]

一、西美尔在学术界的定位

在一百年前的德国哲学与社会科学界享有盛誉，且与马克思、韦伯并列为“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三大经典思想家”的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作为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和新康德哲学主义哲学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以其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在社会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这个浑身充满了悲情且敏感色彩的思想家，对于国内学界却是相当陌生的一个名字，只偶尔在社会学概论或简介上占据一小段卑微的位置。而其由于被早早的定位于“新康德主义者”和“形式社会学家”，也更模糊了他独特的学术成就和富有生命力的多元文化思想。他的学说在之后的近五十年内没有人继承，包括曾经师从于他的卢卡奇、布洛赫、舍勒、布伯等人。他的学说“飘到四方，消散于他人思想当中”。②与他的同时代理论家相比，他给人反常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但人们又不能不被他的魅力所吸引。我们现有的学科分类在对于西美尔的定位面前遇到挑战，社会学还

Thedore Able,“The contribution of George Simmel” ,参 David Frisby（ed.）George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Ⅲ,London :Routledge,1994,p264-p266.当时，帕累托、藤尼斯、韦伯乃至涂尔干的影响力均不及西美尔 ②

[德]皮兹瓦拉（E.Przywara）“齐美尔、胡塞尔、舍勒散论”，参王岳川等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56页

①

是哲学？经济学还是文学？这是人们面对西美尔的文本时经常产生的疑惑。许多人更多地以为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但同时又往往强调他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学家，因为他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去论述和描写的。

正如他本人一样，他的作品也在各学科领域之间游走、徘徊。他毕生中最大部头的一本著作《货币哲学》十分显著的阐释了这一特点。《货币哲学》给学术界带来了迷惑与震撼。③迷惑当然是源于对它的定位，学界不清楚是将它定位于哲学类、社会学类、还是经济学类。④震撼是由于韦伯等名家对此书极为重视，因为据说他在其中发现了一种极为精辟的货币—文化学说。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样，《货币哲学》主要阐释了自近代以来的货币经济现象以及与它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但《货币哲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学著作，⑤尽管他讨论了与金钱相关的经济现象。他所倚重的独特阐释方向显然不同于韦伯对经济制度的分析，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批判，《货币哲学》这部书是这位自称“哲学社会学家”以“哲学沉思精神”写成的，⑥书中分析了货币的经济机制，但更着重的描写了货币及其制度化的现代发展对文化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内在生活，精神品格的影响。因此书中暗暗浮上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悲情。

由此，对于西美尔被人所认为的“另类”，其原因不外乎两点。⑦其一，源于他的学术定位：他始终栖居于学院，却全然不像一位严肃的经院派哲学家，总给人以“反常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从而终生行走在学院的边缘，注定与西方哲学、社会学经典之名无缘；其二，活跃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德国哲学思想界的西美尔，所关注的问题似乎都不在探究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以及其它所谓的哲学经典论题，而往往着眼于一些“时尚”、新鲜且怪异的现代生活片断——除了上述的《货币哲学》一书，其它比如《时尚的哲学》⑧，就包括货币现象、饮食、交际、妇女文化、招魂术、卖淫、生活风格等。在这样的立场之下，他像“松鼠”

⑨

一样热衷于追逐各式各样的时髦现象，不知疲倦地用他旺盛的生活热情和独特

《货币哲学》，西美尔著，华夏出版社，2002年，p2

比较含糊的说法是该书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内容是经济学的，论述人与人关系的大框架是社会学的。B.H.Meyer,“Review of Pilosophie des Geldes”See Goegr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Vol Ⅰ，p152 ⑤

西美尔自称：“本书的考察没有一行字涉及到经济学问题” ⑥

R.Goldscheid语 ⑦

《经典哲学的时尚表达》梁振华，《中国教育报》2004年1月1日第7版 ⑧

西美尔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 ⑨

刘易斯·科塞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1913年出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曾经流亡于法国，

③④

敏锐的视角描绘着完全个性化的哲学蓝图；在更大程度上，那种哲学家所擅长的构筑某种学说框架的意图在他那里根本就是一种无所谓的猜测，或者一个毫无兴趣的目标。

然而，西美尔的价值更加在于他极具独创性的思想成果。兼任哲学家与社会学家的西美尔，并非对于动荡的现实和变迁的历史无动于衷，只不过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与马克思、韦伯大相径庭，他们之间的差异在学者刘小枫⑩看来是“形而上学的差异11”，这一差异仅仅“与其个人性情相关”。正是根源于这种形而上学的个人性情，西美尔在“经典”之外致力于另类的哲学表达。这种表达，站在观照现今文化事实的角度来看，的确具有了某种穿透时代的力量。因此，特立独行而令人不安的西美尔，时隔近百年之后又成为了欧美学界的重要思想库藏。正是由于他对文化的情愫，使他在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间游走的过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领土，即三者的交集——文化，并且欣慰的终结于文化。

二、“客观”与“自由”

对于《货币哲学》这部书的主要意图，西美尔自己在其另一部文集12中似乎可以体现的更加完整和直观：

“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

在那里的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受导师的点拨而开始了自己的社会学学术生涯。28岁的时候到了美国，在那里他结婚，并开始了他的黄金时期。先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而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师从莫顿。他一直以来很推崇齐美尔，并由此开始了他的冲突论的研究，他的《社会冲突的功能》以及《社会冲突研究续编》使他声名鹊起。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所了解的科塞作为冲突论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但是科塞不喜欢这个“冲突科塞”的称呼，他在另外的领域开始了他的独到的研究。《理念人》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

⑩

刘小枫， 1956年生，四川重庆人。1978年入四川外语学院（主修德语），获文学士学位；1982年入北京

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85年到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1989年入瑞士巴塞尔大学，获神学博士学位。1993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总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现在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著作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后来出了修订版）、《身成位格》（博士论文，德文版，无中译》、《沉重的肉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温顺的刺猬》等。另外他选编了《汉译基督教文库》、《舍勒选集》等多种学术书籍或丛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刘小枫是当代汉语学界的领军人物，尤其是在从学理上引进基督教方面成绩突出，带动了汉语学界的基督教研究，他功不可没。 11

西美尔著，《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刘小枫：前言《金钱性别生活感觉》 12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

阶层。另一方面，却趋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方向，它一方面是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是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

(一)“从方式上升为目的”——货币对价值的僭越

货币的诞生对于社会关系的变革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正是由于货币的诞生，使得人们对价值的看法得到改变。在马克思对于价值的论断中，价值与使用价值构成了其货币学说的主体，他认为：劳动价值是劳动者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付出的一般人类劳动量，使用价值则是客观事物对于人的需要所产生的肯定与否定关系。而剩余价值理论更成为其整个经济学说的基石。相比之下，西美尔则持一种主观的价值论，认为主体欲望的满足既可创造出价值，但他同时提出，通过经济活动可使主观价值得以客观化。另外，与马克思所关心的作为商品的货币不同，西美尔关注的是作为文化现象的货币。他认为马克思对人的个体命运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联系关注不够，宣称要“从生命的一般条件和关系来考察货币的本质”，用哲学的方式来处理货币与人、现代货币经济与人的历史现象的关联——在马克思止步的地方，西美尔开始了意义非凡的思想探险。

1、货币物质意义的下降和价值意义的上升

在货币经济产生之前，原始人们就产生了物物交换的行为，虽然这种交换方式被现代一直认为效率低下且成本较高，但双方所持有的“物”却分别代表了其所包含的价值，即物的价值依然附着于实物，双方的交换可以直观而明显的反映出价值相等而不同使用价值的交换，并未导致人们价值观的转型。现代的货币经济出现后，这一情形改观了。由于劳动分工的日益复杂化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密集与扩大，在货币经济的日益发展中，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越来越纯粹，逐渐脱离了其原本的与实体的关系。

“货币的双重本性——它是一种具体的、被衡量的物质实体，同时它拥有自身的意义取决于把物质性彻底消解于运动与功能之中这一过程——源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reification）”14

在上面这段话中，西美尔认为，货币原本具有实物和功能的双重属性，其功

1314

西美尔著，《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年12月，p6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109

能性是本质属性。但这种功能之中的那种远远超越了货币物质符号意义的观念已经超越了其所能代表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货币在集聚价值方面的角色越是重要，就越是不那么需要与物质实体相连接。西美尔把这种过程称为“货币日益增长的精神化过程（steigence Vergeistigung des Geldes）”。即人类在生产交换中所体现出来的互动产生了价值在精神上的统一。由此，货币的物质性意义下降，即货币的质料要素意义发生后退。与此同时，其价值意义变得上升，西美尔在这方面认为“任何特定的货币，其价值变得越少，货币在总体上面反而变得更有价值。”因为只有当货币便宜和任何特定量的货币价值较少时，它才会有更广的扩散、更快的流通以及更为通用的性能。由此可以看出，质料性的使用货币是实物经济时期的事情，而货币经济，说到底是要把货币进行“货币性”的使用。

2、“手段变为目的”

货币对我们来说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使我们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货币作为一个获取有价值东西的手段是有意义的，但仅仅是手段而已。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本身所具有的可被利用的价值（这一点上似乎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意义相近）。但由于货币可以作为手段而交换到几乎任何物品，换句话说既是可以兑换成任意一种物质的价值，由此货币便逐渐作为衡量社会经济价值乃至个体价值的标准，以客观化、平均化和量化的导向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来。就像西美尔所描写到的：

“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节者。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一个大小的不同。”15

正如上面西美尔所认为的：货币变成了“一切价值的公分母”，即将所有不可计算、不可量化的价值通通化为可以计算的量。它平均化了所有性质迥异的事物，质的差别不复存在。并且，人的价值也被物质化、客观化。更有甚者，在处于这种完全以金钱价值为价值的社会和文化中，人们完全忘却其它意义的价值的存在。西美尔在他的《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中提到：

《桥与门——西美尔随笔集》[德]西美尔，涯鸿、宇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p265-266

“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的同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的、十分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的从我们手中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毫无价值可言。”

由此可见，现代文化价值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造成了终极追求和意义的失落。

货币经济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的内在维度不再必需，人与人之间本身具有的情感维系被无情而冷漠的人与金钱等诸如此类的抽象物质关系所取代，人与金钱亲近了，人与人之间却疏远了。更令人悲伤的是，金钱这个冷漠的东西固然客观，并且完全中性，对人和它对其它所有东西一样。无论是对金钱无比的崇拜乃至达到拜金等狂热程度，或是其他一些对于金钱一味的清高或保持不屑态度，金钱对于这些都是根本无所谓的。但是人这种富于情感的动物若把情感一旦寄托于这个这个本是手段的中介物上，生命的感觉就要随之颓萎。在西美尔看来，无论是聚敛钱财的吝啬还是挥霍无度的奢侈，无不折射出金钱文化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吞噬，只对金钱产生感觉、以及对金钱毫无感觉，不过是生命感觉越来越枯萎，越来越无聊罢了。

货币对价值的僭越，从根本上表示为货币从方式上升为目的。西美尔在书中分析了货币从手段成为目的的内在原因。他认为这是日趋发达的现代文明的痼疾，这与经济上的劳动分工关系甚大。劳动分工使一项完整的劳动分为若干个有形且分别独立的碎片，因此在这基础上，在越来越成熟且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要完成一个目标需要分别完成各个碎片，之后再予以组装，形成整体，以达到目标。这个过程中的手段越来越复杂。而对于价值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人们越来越注重对于手段的应用，而最终遗忘了其先前所要实现的目标。

“有这么一些东西其自身价值完全来自于其作为手段的特质、来自于其能够转化为更具体价值的能力，但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的、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货币本质的内在两极性有两个原因：一，货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二，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因此在心理上成为一种绝对目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德]西美尔著，刘小枫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p8

的。”17

从上面可看出，在西美尔看来，经济活动导致了人们心理上对于价值的认识和依附的重心的转移，使得货币（或者直接称之为金钱）代替了其他价值而直接上升为人们生活所追求的直接和终极目标，并且间接且连续的导致了现代社会全面的手段与目的或价值的倒置。其中，西美尔把货币视为“手段变成目的的最极端的例子”。目标被手段遮蔽，是所有较高程度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尤其在市场经济孕育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金钱是时代所顶礼膜拜的上帝，绝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幸福都与特定数目的金钱密切相关。至此，货币已经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西美尔显然对这一现象忧心忡忡，用他充满诗意的语言来描述，就是“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在另一个层面上，以金钱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可怕之处在于，货币几乎拥有了超越一切具体事物的能量，导致一切事物趋于无差异化和外在化；它“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不仅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货币经济生活造成了生命感觉的扭曲和个体灵魂的错位，也导致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 。

当物质世界被完全倒置，人们的精神领域也遭受了这种倒置所带来的侵袭。“方式凌驾于目的的过度增长，在外部生活凌驾于我们灵魂生命的力量中，找到了它的顶点。”18

最终，人类精神中最内在、最隐秘的领域从此也被货币这种绝对目的导致的物化和客观化占领。西美尔指出：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货币象征着目的论序列的终点，并提供给他们以各种兴趣统一联合的一个尺度、一种抽象的高度、对生活细节的统合，以致于它竟然减少了人们在宗教中寻找满足的需要”19

“人们经常抱怨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161

Simmel,“Tendencies in German Life and Thought since 1870”(《1870年以来德国生活与思想的倾向》)David Frisby，（戴维?弗里斯比，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大都市现代性与建筑，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德国社会理论史，齐美尔的社会理论。著有：《疏离的心灵：1918－1933年德国的知识社会学》（1983）、《格奥尔格?齐美尔》（1986）、《齐美尔论文化：文选》（与人合编）（1997）、，现代性之都市风貌：批判性探索》（2001）等。近年发表的论文有《齐美尔论家庭：导言》（1998）、《作为文本的大都市：瓦格纳与维也纳的“第二次复兴”》（1998）、《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现代性?前史》）（1999）等。（ed.）George Simmel: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Ⅰ,p6-7 19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167

1818

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它成为一个中心，在这个中心处，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互相接触。所以，事实上也是货币导致了那种对具体事物的超越，是我们相信金钱的全能，就如同信赖一条最高原则的全能。”

一言蔽之，货币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宗教。正如德国汉斯萨克斯21说：“金钱是世界的世俗之神”。但货币只是在形式上，也只有在形式上具有上帝的观念的客观性。因为金钱终究只不过是手段，它虽然承载了一切千差万别的等价物，但自身却空无一物，终究将会现出原形，而还原为其客体的身份。而有一种力量，来源于我们的内心深处，22“在那里，灵魂决定了我们与生活的关系，并且灵魂相当巧妙的、也几乎不无讽刺地在货币这个最外在于灵魂的存在中得到了自我实现，因为灵魂超越了现存的心灵形式所具有的一切特质和强度。”

3、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中所包含的“异化”

所谓的“异化”，原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分裂其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也就是说，人的实践活动及产物（包括物质财富，精神产物，社会体制等），成了主宰人，约束人的异己力量，人成了自己行动和行动产物的奴隶。通俗来说，就是人不像人，人成为非人。而根据马克思从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的异化概念：异化是指个体与自身的本性、自身的劳动产品，以及工人阶级之间交战的状态。正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著名论断：

“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它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感到不自在。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强制的外在的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德]西美尔著，刘小枫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p12-13

Hans Sachs, 汉斯·萨克斯(1494-1576) 德国十六世纪著名的民众诗人、工匠歌手。当过鞋匠。他在七

十三岁时，把所写六千多篇作品手抄成册，名《诗全集》，以诙谐，生动的教训和写实主义的社会描写为其特点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162

鼠疫一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异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

在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中同样也包含了异化的思想，这与青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有一些相似之处。即：人创造的货币反过来支配人。人在生产发展中创造了货币，使其作为一个手段和工具。但这个小小的“孔方兄”却在人的不经意中慢慢的崭露头角，长出翅膀形成光环以一个我们熟悉却高大丰满了许多的身影一跃而出，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慢慢习惯于臣服于它，膜拜于它，受它的操纵与摆弄，而忘却了它的本质。同样，在解释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影响中，他与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似，即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是产生异化的原因。”而西美尔的“货币由手段变为目的”就是其例证之一。

但是，与其追随者卢卡契24、本雅明25不同的是，西美尔并不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与金钱的罪恶相干，也不赞成将“异化”完全归咎于货币；他倾向于把货币体制与现代文化的一切成果看作是“同一个树根生长出来的枝条”，在敦促人们留意货币经济与现代文化“阴暗面”的关系的同时，也要看到货币经济对主体精神潜力的激发和支撑作用，看到货币与“最精微和最高贵的东西”之间某种“神圣的秘密”。

（二）货币所带来的空虚且变幻无常的自由

正如前文所述，货币经济同时支撑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所产生的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p93-94

卢卡契：匈牙利哲学家，作为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卢卡契是以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

书闻名的，但卢卡契同时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学术成就其实是多方面的，这本《理性的毁灭》就是他的另一本重要的、却还不被人熟知的巨著。尽管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未必都正确，但至少在法西斯主义及二次大战等问题的研究上，它包含了许多有待我们去深入研讨的新颖思想和独特价值。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犹太人。1892年7月15日生于德国柏林，本雅明的身份丰富而多样。正如理查德.卡尼所描绘的：“他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一个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所写的一切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主要著作: 1900年，《柏林的童年》《柏林纪事》 1919年，博士论文《德浪漫主义艺术批评概念》《论歌德的（亲和力）》 1925年，《德国悲剧的起源》《单向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巴黎拱廊街》

前一种倾向是货币经济引发的社会文化的平均化、量化和客观化，后一种倾向则是货币使之可能的现代社会保存个体自由和内心独立性的潮流。

提到自由，恐怕没有比这一概念基本、却难以解述、也更容易引起混乱的了。在日常用语中，自由一词的意义并不复杂，就是指不受限制或阻碍，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就是指他（或她）的行动和选择不受他人行动的阻碍。26这是自由的本意，任何其他意义的自由都由此延伸引出。以赛亚?伯林27由此区分了两种自由概念，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在伯林看来，积极自由意味着自我控制和自我实现，而消极自由则是一个不受外在力量干涉的私人领域。28

在西美尔看来，金钱文化虽然因为夷平一切差异而平庸至极，但作为其所带来的另一文化表象，即货币最大程度的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经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几乎是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齐头并进的。

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实现，从历史上来看，是从封建社会中个人劳役和财务占有方式的改变开始的。在实物经济时代，役务者与其主人之间的牢不可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几乎没有给前者留下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因为其劳动能力是完全归属于领主的。只有当货币租税29出现，并决定性的替代了实物义务和租税时，承担役务的人才获得了人身自由。关于这点，西美尔是这样说的：“个体自由是随着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而提高。”即“货币是人与人关系客观化，这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前提。”30实物经济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紧密且温情脉脉，但却由于过分依附而失去了人身自由。当进入货币经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枷锁被打开，使人也与有形实物之间分隔开来，成为“独立的”、“拥有自由的”个体，减少了对人的存在的影响，赋予人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即不直接与他人或他物所关连。

另外，西美尔认为“金钱也成为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润滑剂，为他扩

2627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概念》，2005年，中央编译出版社，p34

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

封爵士。 28

I.Berlin,“Two Concept of Liberty”,in his Four Essays on Liberty,New Y 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121-122 29

Geldabgabe/money payment，指封建时代各种土地保有形式中上交给领主的地租，还包含国家、地方政府等行政机构征收的赋税 30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229

展交往和生存的空间创造了便利”。比起原始人，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并不特定的依赖某一特定的人，因为任何人劳动的成果都已经通过货币转化为客观的实体。“这一成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由个性截然不同的其他任何一个人完成，我们与他们的联系不过是完全以金钱表现的兴趣。”31相形之下，原始人却要在狭小的生活圈中依靠每个人不同的分工来生存。所以，现代人所认定的自身的自由在心理上和个性上使其产生了尤为强烈的独立的感觉，打开了巨大的活动空间。由此所产生的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观，还有强大的个人主义潮流。

“如果说自由应该意味着个体性之发展，意味着确信以我们的自我之所有个别的意志和感情揭示出自我的内核，那么自由这一范畴包含的就不是纯粹的与他人脱离干系，而毋宁说是一种与他者完全确定的关系。这些它者必须在那儿存在，必须被感觉到在那儿存在，他们才能成为一种无关痛痒的存在。个体自由并非一个离群索居的主体纯粹内在的状态，而是一种互为关联的现象，没有对立面它亦丧失了意义。”32

由此可看出，西美尔对自由的理解包含两重意思：一是个体自由并不是只有一个人，与他人毫无关联，而是在群体中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再有就是个体的自由是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量客观化，排除那些主观性的人为干预。即个体服从于某些客观的规则或物体之下，而不是服从于其他个人，这样才是“自由”的。西美尔对于个体自由和客观性的关系是这样阐述的，“如果个性观念作为客观性观念的对立面和相关物必须与之同等幅度地发展，那么在这样的关联中显而易见的是，与一种更严格的客观性概念形成携手并进的是一种更严格的个体自由概念的发展。”33因此，在货币经济中，金钱作为一种客观的、人与人的联接中不带任何情感的中介者，因此，金钱成为了给予人个性和自由的最“客观”、最“容易”的物体。现代人在金钱所提供的巨大空间中尽情的享受自由的快感时，却不知道金钱已经使现代人所享受的自由出现了问题。

“自由一向是指不做某件事的自由（Freiheit von etwars）,充盈着自由的是无所阻碍而表达出来的概念。但自由的概念并不限于这层负面涵义，假设摆脱责任的同时没有填补上获得财产或权力的话，自由就毫无意义、一钱不值：

3132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225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225 33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228

不做某事的自由同时蕴含的是做某件事的自由（Freiheit zu etwas）但凡只有纯负面涵义的自由在起作用，自由就被视为残缺不全、有辱人格??自由本身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这种形式只能在其它生活内容的发展中，以及凭借这种发展变得卓有成效、生机勃勃、富有价值。”

乍一看来，在西美尔眼中，“金钱说到底只能给人以负面的、消极的自由。” 这与上述的西方自由主义观中的“消极自由”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在西美尔看来，那种“消极自由”不过是金钱式的自由，看似相当自由的外表之下隐藏的是生命的空虚和无聊，以及最终的混乱。因为，对于缴纳现金租税而获“解放”的农民而言，他们所获得的只是不做什么的自由，而非做什么的自由。这种消极的自由让农民们不知所措，因为它没有确定的内容。正如马克思所提到的，工人们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工人似乎有选择资本家的权力，即出卖自己劳动力给哪个资本家，但在是否“出卖”的问题上却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西美尔提醒了我们，用货币换得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而其真切的内容却要添加和补充。农夫用田地换了城里的一栋房子，这时他有了可以不用辛勤种田的自由，但拥有了城里的房子后，他又会为房子是否能租售出去而感到苦恼，只有他手里所持有的是现金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想得到的“自由”。因为“持有现金的人摆脱了以前的负担，自由的负面性占了上风，这种新造就的情形对他的未来生活只有最少的具体指示。”于是，农夫将会觉得无所事事，厌倦无聊，因为生活变得毫无目的，仿佛已经到达终点，而当他把手中的现在再度出售换成其它他想从事或拥有的实物之时，他的生活才能从此继续。因此，我们在获得“自由”的同时，都想竭尽全力的为“自由”填充一种实质性的内容。正如农夫所处的情况一样，一个刚刚摆脱沉重升学压力的高中生在进入大学时，想充分享受一下大学的自由时光，而此时他所面对的是含糊未定的新的生活目标和志趣内容，于是纯粹的自由带给他的是“某种彻底空虚及不堪忍受的东西”，他只有冲破这一自由，再度看清他的目标，才能继续前进。上面所提到的农夫和学生，都用刚刚到手的自由交换了他们所认为的拥有更积极涵义的内容，这些都是做为钱财所无法提供的。

本来，个体在获得货币后所拥有的本是充满无数可能性的自由，但这种自由虽然无险可能，但却虚幻缥缈，毫无实质。而现代人却“无福消受”，因为他们

《货币哲学》[德]西美尔，华夏出版社，2002年，p318-319

确切想追求的其实是一种实体的质感，而非这种牺牲掉生活的积极内容和个人价值而换取的金钱。

由此，货币所带来的两种自由已经全然呈现，在最大程度的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的同时，也展现了其空虚且变幻无常的本性，叫人在取舍之间难解难分，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人的“自由”。

三、结语

“作者讨论的是金钱，但通过金钱，他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和生活。” 35这是对西美尔的《货币哲学》所呈现出来内容的最佳概括。

没有阐述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没有描写货币的功能和效用，没有分析货币的运行机制和经营管理，自称为“哲学社会学家”的西美尔，他所告诉我们的是通过货币和货币现象，对文化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内在品格和精神世界。作为一部由一个纯经济现象——货币所贯穿的社会哲学著作，它直指我们内心和灵魂。

参考书目

1、《货币哲学》，[德]西美尔(Georg Simmel)著，陈戎女、耿开军、文聘元译 2002

年，华夏出版社

2、《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德]西美尔(Georg Simmel)著，刘小枫编，上

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