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苏联、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 图文

更新时间:2023-11-26 19:44:01 阅读量: 教育文库 文档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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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依次分析了苏联、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国家战略,研读之后,让人荡气回肠,受益良多!不读此书,实为人生一大憾事。

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苏联篇(上)

受特殊的国情和国体影响,苏联在二战中的国家战略,几乎可以视为斯大林个人的战略。国内学界对“斯大林模式”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对“斯大林战略”的研究却凤毛麟角。事实上,今天回头看去,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发展方法,不如说是一种为进行国际竞争而采用的特殊战略。如果不能揭开当年苏联宣传机构营造的表象,将之放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剖析其实质,不仅看不到“斯大林战略”的全貌,也看不清“斯大林模式”的真相。本文将从战略、国际政治和战争史的综合视角,力图客观呈现真实的“斯大林战略”及其对二战和苏联的影响。

一堆烂摊子

当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时,他接过的是一战惨败和内战惨胜的烂摊子。

俄国曾经是令全世界敬畏的军事巨人,但这一点在斯大林上台之际已丝毫看不出踪影。俄国的军事厄运可以追溯到1855年。这一年,在英法联军的猛烈持续攻击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陷落。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对沙俄帝国造成两大影响,一是加剧了内部的矛盾,二是迫使其向东扩张。但是,东进的道路并不顺畅。1904年,日本在英国的扶植下向沙皇俄国发起了挑战。这场被后人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再次以俄国的惨败告终。一个非欧洲、非白种族裔的发展中国家,居然打败了赫赫有名的“俄国压路机”,这个事实令俄国尴尬蒙羞,更让俄国内部的分离主义者备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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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再次以俄国的惨败告终

1914年,俄国带着雪耻、复兴的追求,毅然决然地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很遗憾,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更惨痛的失败。结果,一战尚未结束,俄国就因内部的两场革命,率先退出了大国厮杀的棋局。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不能接受俄国因革命而获得静坐旁观的特权。协约国将俄新政权视为搅局的叛徒,同盟国则看到了征服东方的天赐良机。

革命没有带来和平,却引来更大的灾难和羞辱。

面对气势汹汹的德军,新政权为求生存,被迫于1918年3月3日,签署了灾难性的德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编注:《布列斯特和约》)。正如沃尔纳茨基总结的那样:“和平的条件是灾难性的。乌克兰、波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得以独立。外高加索的部分地区被割让给土耳其。俄国人口由此减少了26%,可耕地减少了27%,粮食产量减少了32%,铁路系统缩小了26%,制造业减少了33%,钢铁减少了73%,煤矿数量缩水了75%。此外,俄国还必须支付一大笔战争赔款。”总计6000万人口和超过5000家工厂、磨坊、酿酒厂和炼油厂,被划到俄国之外。

德国的战败,虽然宣告了这一和约的失效。但随之而来的是,沙俄帝国的大崩解和前所未有的大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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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芬兰开始,经波罗的海三国到波兰平原,再转向辽阔的乌克兰草原,最终达到外高加索的群山之地。这样一个巨大的弧形地带,好像一块再也无法承担重量的护胸甲,硬生生地掉落下来。

同时,境内的反革命势力与境外的干涉武装相勾结,对新政权构成了严重的生存威胁。

在此后的两年多,新政权为了生存而苦战不休。正如两位美国学者(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与马克·斯坦伯格)指出的那样:“到内战结束时,苏俄已是精疲力竭、奄奄一息。1920年和1921年连续两年的干旱和1921年出现的可怕的饥荒,更是雪上加霜。‘不流血’的十月革命过后的几年内,流行病、饥荒、战乱、屠戮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崩溃,夺去了超过2000万人的生命。”此外,还有200万人逃离俄国,其中法国接收了60万人,位居首位,中、美、波、德四国紧随其后,各流入10万人。“流亡者中有相当大部分受过教育或者具有一技之长。”这种人口流失,显然非常不利于俄国的发展。

俄国国内战争使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更是有目共睹。“战时共产主义也许挽救了内战中的苏维埃政权,但同时也极大地摧毁了国民经济。私人产业和贸易纷纷受到严格限制,而国家又无力提供足够的生产和贸易能力,国内经济因而进入停滞状态。据估计,1921年时,全国的矿山和工厂的产量只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的水平,一些重要工业和生活产品的生产能力萎缩得更为惊人,当时棉花的产量只有战前的5%,而钢铁产量更是跌到战前2%的水平。作为对余粮征集制的一种回应,不满的农民甚至拒绝耕作。到1921年,可耕作地面积只达到战前平均水平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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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收成更是只达到正常水平的37%。马匹的数量从1916年的3500万头骤减至1920年的2400万头,同期,耕牛的数量则从5800万头减少到3700万头。俄国货币卢布对美元的汇价从1914年的2卢布兑1美元暴涨到1920年的1200卢布兑1美元。”俄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俄国国内战争是以前所未有的残酷血腥的方式进行的。国内战争的后果,在很多年内影响着俄罗斯国家生活和社会状况的方方面面。国家遭到了破坏。武装干涉所带来的损失高达500亿金卢布。工业生产水平缩减到俄国革命前的20%至40%,而农业生产则减少了50%。”(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

伴随着俄国国力跌入谷底,尤其是其军事形象的持续下降,周边的反俄反苏势力蠢蠢欲动,连小小的波兰也一路东进,险些拿下大半个乌克兰,日本更是趁机出兵,有鲸吞西伯利亚之势。这个惨痛的记忆深刻影响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国家战略。

两大战略遗产

当然,斯大林继承的并非都是负面资产,单以战略智力资产而言,他继承了两大遗产:一个是彼得大帝的遗产,一个是列宁的遗产。

彼得大帝的战略遗产由四部分组成——

1.大俄罗斯主义。沙皇俄国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奉行希腊正教,进而自命为一切东正教徒的保护国和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宗主国。这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俄罗斯主义。对这个传统,彼得大帝及其后的历代沙皇均奉为正宗,世代相传,与俄罗斯帝国的扩张相表里。

彼得大帝推进了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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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师精神。彼得大帝本人就是一位超级工程师。据记载,他生平共计掌握了20种技艺,大到建造一艘船,小到手工制作一双鞋,皆可自己完成。“他曾亲手把他的朝臣们的牙齿拔掉,胡须剪掉。”“他亲自参与所有的国事,不管是技术性、专业性的还是一般性的问题,他无所不知;他能深入到外交、行政、司法、财政、商业、工业和教育等所有领域的细节中去。在改革中,彼得总是重视专家的意见,但也坚持独立思考,能够果断地视具体情况来调整计划。彼得一世也逐渐成长为一位称职的陆海军指挥官。他全面地研习过普通士兵和水手的军事技能,亲自在军中服役,学习每一种武器的使用方法,有了这些经历和经验后,他才把自己提拔为一个军官。波尔塔瓦(Poltava)战役胜利后,他获得了陆军上将的军衔。在大北方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他又成为海军上将。”就是靠了这种高度务实的行事风格,彼得大帝迅速助推了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并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独特而强悍的军工传统。

具备雄才大略的彼得大帝

3.出海口战略。彼得大帝深知在大航海助推全球化的时代,内陆国家居于何等不利的地位。故而,他坚信,“除非拥抱海洋,否则俄罗斯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俄罗斯有两只手,一个叫陆军,一个叫海军”。他的一生功业,即在于打赢大北方战争,将大半个波罗的海变成俄国的内湖。其继承人则顺着这条道路四面出击,向西南谋求黑海出海口,向东谋求太平洋出海口,向南谋求印度洋出海口。这就形成了独特的出海口战略传统,深刻影响了沙俄、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地缘方针。

4.强人政治。彼得大帝亲政之时的俄罗斯,可谓一片蛮荒。在西欧的游历,进一步刺激了彼得大帝。他决心以铁腕手段推进俄罗斯的现代化,并将这个国家带入大国博弈的战场,靠武力换取属于自己的荣耀。彼得大帝怀着一种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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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情参加大国竞争,难免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去看他的国民:“我们的人民有如孩童,永远不会去学习他们的字母表,必须是主人强迫他们去这样做。”所以,彼得大帝的一生,记录的是其不断挥舞皮鞭,驱策众生,以万骨之枯换取大国崛起。结果,正如俄国著名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感叹的那样:“我们变成了世界公民,但在某些方面却没有成为俄罗斯公民。”

这种皮鞭策略,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爆发力,但同时极大地削弱了来自基层和个体的自发力。但急则治标,每逢国家危亡关头,这种策略就会成为俄罗斯高层的首选。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就不无此种传统的身影。而列宁继承发扬的远不止于此,他给后任留下了两大战略遗产:

1.高度务实的外交策略。在德军利用俄国内部革命大举东进的危亡关头,列宁力排众议,接受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并将之与1807年的俄法《提尔西特条约》相提并论,认为同样是以策略性的暂时退让换取日后的反击之机。

2.以攻为守的国家战略。如前所述,十月革命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引发更大的内忧外患。连续的独立狂潮让新政权别无选择。本着不进则退,退则必亡的思路,新政权迅速确定了以攻为守的策略。于是,苏维埃俄国的开国史,就成了一部战争史,且越到后来,越带有境外攻击作战的色彩。

在西线,红军最远曾推进到华沙城下,但最终功亏一篑。其原因,一半在于军事力量的不足,一半则在于外交准备的欠缺,以致强国集团群起支持波兰。而在东线,红军要成功得多,他们不仅收复了沙俄时期的所有领土,甚至还一举控制了外蒙古。要知道,即便是在沙俄时期,受到大国外交的制约,也从未敢明目张胆地支持外蒙独立,而只是暗中扶植独立派,再以此为筹码压迫中国政府,换取实际利益。北洋政府1916年与沙俄签订的外蒙协议,就是这一指导思路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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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联合打压了外蒙的独立运动,确定其为“自治”地区,但大量实际利益被强制转让给俄国。这一次,苏俄新政权却在最弱势的时刻,一举做到了沙俄政府都不敢做的事情。这与其说是新政权胆量大,不如说是对国际形势把握准确:一战后遗症引发的大面积工人运动,像溃疡一样折磨着欧洲国家;北洋政府被大规模内战和内争所困扰,更不得不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日、美在远东政策上互相猜忌、掣肘。所有这些都令新政权受益匪浅。 苏维埃俄国建国之初战争不断

列宁一度还推行了力度颇大的经济改革,并谨慎把握宣传口径,以此推动苏美关系的改善,目的在于“师资(本主义)之长技以制资”。列宁曾经对美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儿子阿曼德·哈默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车轮再次转动起来。”

巧妙务实的外交,加上卧薪尝胆的军事化,等于大国崛起。这就是斯大林从列宁时代总结出的历史经验。当这个经验与彼得大帝的传统合二为一时,斯大林式战略就呼之欲出了。

斯大林式战略

斯大林虽然是格鲁吉亚人,出身神学院,但他在成为最高领袖后,迅速展现出参与大国竞争的热切愿望,并自觉扮演起大俄罗斯主义继承人的角色。他保留了泛斯拉夫主义,但扬弃了东正教这面旗帜,代之以更具全球影响力的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开启了独具特色的斯大林式强国之路。

他的思维要从两句话中寻求关键。第一句是:“一个人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就是统计数据。”第二句话是:“放慢速度就意味着落后,落后就意味着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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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斯大林从未释怀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次大战三次惨败,更未忘记三次惨败造成的恶劣后果。他敏锐地意识到,一战留下的隐患太大,二战的爆发已经进入倒计时。历史留给俄罗斯的时间太有限。在他看来,“没有重工业,我们不会有一切现代化国防武器,那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和目前中国的地位极其相似——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在斯大林眼中,人皆有死,关键是为国光荣而死,还是被外来侵略者蹂躏而死。所以,他从功用理性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时代,努力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大战做足准备。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加速恢复国民经济

苏共十五大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至1933年)时强调指出:“考虑到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对无产阶级国家发动军事进攻,在制订五年计划时,必须高度重视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和部分工业领域中对保障国防和战时国家经济稳定起主要作用的部门。”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苏共十七大在“关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至1937年)”的决议中,还特别指出,“要求劳动群众在国家东部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以便使这些基地在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时处于敌机航程之外”。

1932年的工业产值相当于1913年的234.5%,机器制造业产值比1913年增加9倍,比1928年增加3倍。一五结束时,苏联的发电量比1913年增加了6倍,农业机器增加了4.5倍。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装备大部分都能在本国制造。1940年,“全国生产了1830万吨钢、1490万吨生铁、1.659亿吨煤、3110万吨石油和483亿千瓦/小时的电力”。当年的工业总产量与1913年相比增长了6.7倍,生产资料产量增长了12.4倍。在未完成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仅进行了三年半,就被苏德战争打破)中,国防工业的投资占到整个工业投资的四分之一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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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业的产量年均增长13%,而国防工业产量的年均增长达到39%。1939年的整个工业产量增加了16%,而国防工业产量增长了46.5% 。”(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到1941年,苏联的工业总值比1931年提高了6.7倍,生产资料的生产提高了12.4倍,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提高了29倍,劳动的动力装备率提高了4倍。苏联机器制造、石油开采、拖拉机生产的总产量在欧洲高居榜首,在全世界排名第三;煤炭开采量和水泥的生产在欧洲居第三位。”(加列耶夫,《胜利将帅及其军事遗产》)

苏联红军的膨胀同样惊人:“1927年10月1日,武装力量员额为61.03万人,到1935年就达到93万人,到1938年达到150万人,到1941年中期突破500万人。”(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与之相表里,苏联的教育系统,既不注重文科,也不注重理科,而是高度注重工科。工程师在这个国家有着独特的地位。表面上看,苏联的工业化带有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但这运动的中坚力量,从来都不是基层群众,而是工程师群体。(后来那些效仿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国家,大多忽视了这一点)这些工程师也确实不负所望,研发出了大量让西方同行瞠目结舌的武器:波波沙冲锋枪、T-34坦克、喀秋莎火箭炮、“黑死神”强击机……这些神兵利器,为苏联红军铸就了钢铁拳头。

在传统的四条出海口扩张线上,斯大林也是萧规曹随,从未忘记该做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是在新一轮强人政治的策略下推进。强制集体农庄化、以重工业化为核心的五年计划、以军事导向引领的重工业化、苏联红军的急剧扩张……这一切,迅速将苏联带入军事大国的行列。但一切如此疾风骤雨,如此具有彼得大帝的风格,以至于很多反对者批判他是中了老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毒素,背离了列宁的路线。对此,斯大林唯有嗤之以鼻。因为实践终将证明,他才是列宁式外交战略的最佳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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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苏联官方的说法,未来的大战将是一场“世界资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之间的终极决战”。这种带有深刻启示录色彩的说辞,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浪,但斯大林从未按照这种宣传标准来推进现实外交。他虽然喜欢以国际革命导师的身份出现,但其外交政策却是高度现实主义的,而这现实主义又是为大俄罗斯主义服务的,并且带有很强的攻击性。

外部战略环境的恶劣,反过来强化了斯大林的现实主义倾向。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

一个以德意日为核心的反苏同盟逐渐成形,中国的蒋介石政权似乎也有参与的可能。法国躲在马其诺防线后,自求多福。美国如一个巨大的谜团,隐藏在大洋深处的新大陆上,神秘地窥视着欧亚大陆的竞争。大英帝国则颇有祸水东引的嫌疑。在苏联高层眼中,“绥靖”绝非只存在于英德之间,而是英法美主流资本主义国家对法西斯阵营的普遍策略:他们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绥靖”意大利;在“九一八”事变后“绥靖”日本;在莱茵兰、奥地利、捷克问题上“绥靖”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面前又“绥靖”佛朗哥及其背后的整个法西斯阵营。面对西班牙内战,英国倡导“不干涉主义”,在苏联高层看来,其实质显然是隔岸观火,坐看法西斯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火拼。联共(布)中央的担忧终于变成了第18次代表大会(1939年)总结报告中的愤怒拍案:“不干涉政策显露出一种意图。我们认为,这种意图就是想怂恿侵略者干自己的肮脏勾当;怂恿日本对华战争,最好是对苏战争;怂恿德国陷入欧洲战事和卷入对苏战争;让所有参战国都深陷战争泥潭,暗中鼓励参战国相互征战,让参战国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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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参战国足够衰弱时,他们以新锐力量参战,当然是‘为了和平’而参战,迫使已被削弱的参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

斯大林有充分理由担忧:一个空前广泛的反苏联盟正在形成。这个时候的苏联,可以说是孤立无援,两线受攻。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战略环境中,斯大林却要逆转乾坤——既要摆脱自身的困局,又要让英法德日美陷入类似的困局。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战略课题,斯大林居然在短短10年内做到了!(未完待续)

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苏联篇(中)

外交魔术师

随着时间的流逝,斯大林最担心的是出现一个全面的反苏阵营,最关心的则是如何利用列强间的矛盾,顺势达成彼得大帝式的霸业。故而,他在强调苏俄外交政策重点时,第一条说的就是:“为了达到分化帝国主义者的目的,应尽量利用周围资本主义集团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在远东,他利用中日美三角关系,用中国来牵制日本,同时又用日本来牵制美国。在欧洲,他利用英法和德国的矛盾,两面接触,待价而沽。

与欧洲相比,远东的重要性显然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陆军内部激进派日趋露骨的北进姿态,使得远东问题远比欧洲问题来得急迫。中苏在意识形态、历史遗留问题上的对立,进一步恶化了苏联的远东形势。此时,如果斯大林倾全力对付日本,从全局上看无疑属于主次颠倒,且会让中美两国坐收渔利。但如果斯大林放任不管,又会纵容日本,陷入两线作战的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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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三省易主,固然增强了日苏开战的可能,但也让斯大林这个战略高手看到了化危为机的机遇。斯大林的策略是,以防堵策略来改变日本的扩张方向,实现在自身避战的同时,让中日、美日先冲突,继而援华抗日,再伺机以此为筹码换取利益,逐步化被动为主动。在这里,斯大林其实是运用了与马其诺防线思维接近的挤压战略:通过堵死日本的北进之路,强迫其南下,先与中美冲突。

“九一八”事变让斯大林看到了化危为机的机遇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远东苏军仅6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日本参谋总部在昭和7年(1932年)8月制订的第二年度的作战计划中,认为苏军战时在远东最多布防30个步兵师。而日本当时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在战时维持30个师团的兵力,并将其中25个师团用于满洲。所以,日军认为稳操胜券。但是,到1934年6月,远东苏军达到11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配备坦克650余辆、飞机500架。日本情报机构更判断,符拉迪沃斯托克已经进驻14艘潜水艇,远东红军总兵力达23万人。又由于交通的改善,开战后估计兵力可增至40个步兵师。而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却只有3个不满编的师团、1个机械化旅团、1个骑兵集团、3个独立守备队、飞机约80架,兵力不足5万。纵然进行总动员,能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也不会超过28个师团。

至1935年底,远东苏军已达14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配备850辆坦克、950架飞机、约20艘潜水艇,估计总兵力至少24万人。而日军在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总兵力也不过5个师团与2个混成旅团、3个骑兵旅团和3个独立守备队,共计约8万人,配备飞机230架。日军更估计,到昭和11年(1936年)底,远东苏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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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16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配备坦克1200辆、飞机1200架、潜水艇30艘,总兵力约29万人。而日本的兵力却不会增加。参谋本部认为,“……鉴于远东苏军的军备及其他情况,关东军彻底做好作战准备更是刻不容缓”。

但是,以武藤章为代表的侵华激进派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资源匮乏的日本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在军备竞赛中胜出,除非日本能先征服中国和南方资源地带。正是这种思路,引导日本走向了“七七事变”。

在日本参谋本部看来,远东苏军军力远强于关东军

苏联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围绕中东铁路归属权的争执,更令双方兵戎相见,东北军的2个主力旅在冲突中灰飞烟灭。但是,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机,苏联越来越需要一个抗日的中国,中国也越来越需要一个能从内陆方向提供外援的苏联。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中苏关系迅速改善。苏联不仅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更在“七七事变”后,长期成为中国主要的外援国。

历史证明,苏联在中国的投资非常划算,以极低的成本牵制了日本,确保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暂时缓解了两线作战危机的斯大林,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欧洲事务上。欧洲事务的关键在德国。斯大林早在获得最高权力前,就已经开始紧盯德国问题。

同为一战的失意者,德苏两国早在魏玛时期就开始了秘密军事合作。苏联为德国提供技术兵种的训练基地,德国则为苏联提供技术和军事学说。但是,即便在两国关系最密切的时期,苏联也未放松对德国革命的支持。1923年,当德国发生革命风潮时,斯大林致信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称“德国即将来临的革命是我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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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最重要的事件”,“德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欧洲和美国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意义,将超过6年前的俄国革命”。然而,革命并未成功。相反,希特勒却在10年后靠选举夺取了全国政权,进而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种族主义,一面是法西斯主义。前者与泛斯拉夫主义针锋相对,后者则视共产主义为死敌。

斯大林树立个人权威

为了对付纳粹德国的威胁,斯大林也曾努力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无奈张伯伦始终保持抵触姿态,苏联只好转而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互助条约。但是,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战略,已表明了法军不会主动攻击德国,除非德国先攻击法国,否则,苏法捷三方之间协议的重担注定将主要由苏联承担。换言之,如德国先攻击苏联,法国将采取坐观姿态,但如德国先攻击法国,苏、捷却要对德国发起牵制性进攻,如果德国先攻击捷克,法国仍坐作壁上观,苏联却要承担主要军援责任。对斯大林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协议。

就在苏联为这个鸡肋协议两难时,英法,尤其是英国却因民意风潮的逆转,被迫在波兰问题上与希特勒采取对立姿态。希特勒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于1939年初决定转而谋求苏德合作。斯大林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将戏剧性地改变大国关系。他立即撤去犹太人李维诺夫的外交部长职务,改由莫洛托夫继任。希特勒心领神会,于是,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迅速展开秘密外交。虽然双方的接触是秘密的,但纸里包不住火,何况斯大林一开始就不准备过于保密。随着苏德接近迹象日益明显,英法也被迫尝试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这样一来,苏联就站在了一个最佳位置上,得以两面要价,待价而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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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虽然意识到拉拢苏联的必要性,无奈其军政界却普遍藐视苏联的军事实力,他们生怕花好钱买个水货,拉上一个徒成负担的盟友,这就在关键时刻造成了犹豫不决:“英法谈判小组的启程被推迟了11天,而且也不是乘飞机踏上征途的,他们本来只需一天便可以抵达莫斯科,结果却是通过最慢的海上运输手段,一艘九千吨的客轮。这艘客轮最终于8月11日抵达莫斯科,代表团里包括对他们的谈判对手的情况并不确定的低级别官员。在谈判进行中,英法代表避谈苏联人提出的关于军队实力、军事设计,以及说服波兰和罗马尼亚允许苏军穿越它们领土这些问题。苏联人不得不把英国和法国政府散漫的行动与张伯伦及达拉第飞到慕尼黑直接与希特勒磋商所表现出的那种急切相比较。”希特勒却是快马加鞭,因为他“关心的是确定进攻波兰的具体时间表,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完成,否则会影响机械化运输和空中行动。“(威廉·R.科勒,《20世纪的世界》)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德苏结盟,全球震惊。此时的大国棋局好像一个多重轨道交叉的碰碰车游戏场,而决定轨道变换的机关,就握在斯大林手中。他开始不动声色地改变轨道,精心策划一次次撞击,为苏联开拓出更大的战略空间。

对于希特勒来说,斯大林是个难缠的外交对手 攀登顶峰

苏德同盟的第一个成果就是瓜分波兰。接着,英法与德国在西线对峙,苏联在东欧和远东获得极大的行动自由。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被波兰战火吸引过去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场影响深远的战斗正在一个叫诺门坎的地方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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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战略头脑的日本关东军,完全看不懂欧洲错综复杂的变局,却幻想着与德国两面夹击苏联。他们越来越痛切地意识到苏联军援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从而不顾深陷中国战场泥潭的事实,一意孤行地在1939年的5月挑起了诺门坎冲突。斯大林抓住这个机会,调集空前强大的兵力,由朱可夫挂帅,痛击日本,第一次让关东军明白了什么叫重工业化时代的战争。

就在关东军被苏联铁拳打得满眼冒金星之际,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收兵回营。9月16日,诺门坎战役结束。次日凌晨,西线苏军就根据协议越过波苏边界,和德国一起瓜分了波兰。

日本关东军挑起诺门坎冲突

东线的胜利,进一步堵死了日军北上的可能。西线的胜利则开启了一连串的边境调整,先是兼并波罗的海三国,接着是苏芬战争,再接着苏联又开始修订与罗马尼亚的边境线。与此同时,希特勒横扫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英国败退本土,岌岌可危。

在这个历史时刻,雄踞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苏德同盟,俨然具备了重新划分整个欧亚大陆势力范围的资质。斯大林再度因势利导,一方面强化与德国的合作,一方面又开始与日本结盟。

在苏德已事实结盟、中日战争难以速决的情况下,日本自然没有独立抗苏的信心,而斯大林开出的价码又让日本高层如此心动: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的独立国家地位,日本则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国家地位;苏联终止对中国的援助,并向日方有偿转让中东铁路。谈判一路走向了1941年4月13日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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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斯大林先扶助中国抗日,再以中国为筹码换取自身的利益,不仅有效确保了其远东安全,更使得日本的扩张方向进一步南移,日本与英美势力的关系空前紧张。更重要的是,一个手牵手的德苏日大同盟正在形成。这个同盟面对的是奄奄一息的大英帝国,而苏联则占据着最佳位置。行动的关键在于,推德日与英国开战,苏联扮演在后之黄雀。如美国力挺英国,形成英美对德日的僵持局面,苏联就可以顺势发展,或作德日的后援,发战争财,或给二者以背后一击,趁势扩张。如大英帝国不堪一击,苏联就加入战团,与德日一起,全面瓜分这个帝国的资产。到时候,苏联正好位于战线的中央。他将一口气冲到印度洋畔,中取伊朗等石油地带,西向横扫小亚细亚半岛,与德军会师,东向横扫印度,与日本会师。然后,如果德日恢复反苏同盟,夹击苏联,苏联就联合美国,再开新局。等到苏联能自由支配欧亚大陆的那一天,美国自动被孤立在遥远的美洲,只能日趋衰落。

总而言之,此时的苏联已经由大国俱乐部中最被动的国家,一举变成最主动的国家。

致命隐患

如日中天的苏联,光芒下暗藏着致命的隐患,再度戏剧性地改变大国格局。这隐患来自“斯大林战略”的两大缺陷。 第一个缺陷,关乎苏联的军事建设。

斯大林对军事建设的认识很深刻,但不够全面。他意识到了武器装备、工业基础、组织动员、精神意志的重要性,却忽略了职业军官团的价值。斯大林上台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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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缔造了红军职业军官教育体系的伏龙芝,神秘地死在了手术台上,首创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图哈切夫斯基被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名清洗。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风暴:“在接下来的4年中,直到德国入侵为止,苏联军官一直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着。在武装力量中的大约7.5万到8万万名军官中,至少3万名被投进监狱或者被处决。其中包括5位元帅中的3位,全部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所有军区的司令员、海军和空军的司令员及参谋长、16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4位、67位军长中的60位、199位师长中的136位、397位旅长中的221位、所有团长的50%。另外,还有1万名军官被开除出现役。”(戴维·M.格兰斯、乔纳森·M.豪斯,《巨人的碰撞》)从军衔级别上看,“死者中包括3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16名陆军将领、15名海军将领、264名上校、107名少校和71名中尉”。(杰弗里·罗伯茨,《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这种做法,极大地抵消了此前10年内红军的职业化努力。到1940年,“受过高级军事教育的人员比重比1936年减少了一半多,70%的指挥官和首长只接受过中等学校和短期培训的教育,拥有作战经验的人员仅占26%”。(佐洛塔廖夫主编,《俄罗斯军事战略史》)

这一连串的政治清洗运动,极大削弱了苏联的军事力量。当苏芬战争将苏军的问题部分呈现在世人面前时,反苏力量再度得到鼓舞,希特勒和他身边的高参们,极大地坚定了对苏作战获胜的信心,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了苏德同盟的坚固性,更影响了德国下一步的用兵方向。

斯大林的政治清洗运动,极大削弱了苏联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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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缺陷,关乎斯大林对希特勒的错误理解。

对德国,斯大林在内心深处,一直保持着一种复杂的敬畏感。他深知,自己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落后于德国。更知道,希特勒通过1940年战役,征服的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业地带。而他征服的却大多是半工业甚至是无工业地带。苏联非常担心自己空有广大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却难以转换出足以战胜德日的战斗力。故而,在联合德日对付大英帝国这件事情上,斯大林抱定了两个底线:绝不先动手;在动手前要先充分确保苏联自身的安全。这就决定了莫洛托夫1940年11月访问柏林的格调。正是在这次秘密访问期间,莫洛托夫亮出了斯大林的底牌。这个底牌让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皆大吃一惊。原来,斯大林提议,苏联全力支持德国对英作战,但德国也必须做到:

1.承认苏联前一阶段在东欧修订后的国境线; 2.退出芬兰;

3.撤销德国和罗马尼亚间的互助条约; 4.承诺保加利亚应划入苏方势力范围;

5.承诺认可苏联在高加索以南直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的充分行动自由。 除了上述内容外,莫洛托夫在谈判期间还表示,苏联对于一些并不在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的命运和走向也保持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分别是: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南斯拉夫、瑞典。北欧到波罗的海的资源运输线及沿途的海路隘口,也在苏联关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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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仅对第五条表示认可。如果接受其他四条,就意味着德国必须放弃两个已经到手的盟友(芬兰和罗马尼亚),还要转让保加利亚,坐视苏联全面控制波罗的海和黑海,乃至当苏联冲出黑海后,还要与之一起瓜分地中海。在希特勒看来,这真是一个狮子吞天的要价。他只表示,这些问题可以慢慢谈,当前的急务是放倒已经奄奄一息的大英帝国。他希望苏联能够调整行动次序,暂缓在东欧和黑海的行动,全力向印度洋冲刺。日本则退出中国,向东南亚进军。如此,大英帝国就会像一个纸糊的房子一样全面坍塌。可是,对于大英帝国是否已经奄奄一息,莫洛托夫和他所代表的克里姆林宫主人却另有看法。围绕这个问题,双方无法互相说服。恰在此时,皇家空军对柏林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夜间空袭。受此影响,主人与客人不得不移师地下掩体继续密谈。当里宾特洛甫又大谈英国已奄奄一息时,莫洛托夫便毫不客气地反问:那此时扔下的炸弹又是哪一国的呢?东道主立时语塞。

为谋求苏德合作,斯大林任命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长

希特勒到死都不知道,莫洛托夫也要在很久之后才知道,此次空袭并非偶然,而是丘吉尔通过“超级机密”破译了德方的密码,得知了莫洛托夫的整个行程而作出的安排。丘吉尔虽然不知道双方具体的价码,却知道双方的核心议题一定是围绕肢解大英帝国展开。丘吉尔唯一能够运用的力量,就是可以穿过德军层层地面防线的皇家空军。他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支力量,选在莫洛托夫离开柏林前的最后一晚发起大规模空袭,以表达大英帝国“廉颇未老”的存在。这个目的完全达到了。

希特勒对斯大林彻底失望,据他后来回忆,会谈中,莫洛托夫曾向他连发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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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当苏联有朝一日进攻罗马尼亚时,德国对罗之安全保证是否也对苏联有效?

问题二:苏联现在又感觉到来自芬兰的威胁,苏联决定不予宽恕,德国是否准备断绝对芬兰的一切援助?

问题三:苏联认为有必要向保加利亚提供安全保证,并派遣苏军进入该国境内,德国能否认可?

问题四:苏联在一切情况下都有自由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权力,且为本国安全计,应对该海峡及博斯普鲁斯海峡之若干重要据点进行占领,德国对此同意否? 这四个问题,纵是希特勒也被问得心惊肉跳,瞠目结舌。事后,他向里宾特洛甫表示,他再不希望与莫洛托夫这种人搞外交接触。毫无疑问,斯大林开出的价码,远远超出了希特勒的心理底线。但在斯大林、莫洛托夫看来,这一方面固然是行情变化下的顺势涨价,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漫天叫价的战术,希特勒如有不满,大可就地还钱,岂料元首的心态并非如此。

斯大林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希特勒的心中,同样盛满了对苏联的恐惧。不仅希特勒,甚至整个德国军政界,早自19世纪末以来就弥漫着不断强化的恐俄心理。正如斯大林难以无视德国在技术、管理、人口素质上的优势,德国也从未忘记苏联在资源、空间、人口数量上的优势。正是这种过度夸大对方优势的互相恐惧,在二战最微妙的时刻改变了历史进程。

希特勒坚信时间对自己不利,他更不会忘记,1932年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四个国家,一个被瓜分(波兰),两个遭兼并(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一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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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惨重代价(芬兰)。1939年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德国,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问题。

苏联军事力量建设的漏洞与斯大林对和平的过于自信,构成了一个极度诱人的机会窗口,一贯善于凭直觉利用机遇的希特勒不免技痒。既然如此,何不虚而实之,调转矛头,孤注一掷,先放倒苏联,再收拾那个不识抬举的大英帝国?这个行动固然是180度急转弯的兵行险道,但希特勒生平,哪次行动不是如此呢?大国关系,随之再度急转。(未完待续)

二战史鉴:列强的国家战略——苏联篇(下)

一个惊天大骗局

苏德开战!世界再度震惊。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挽救了濒临灭亡的大英帝国,更让苏联再度变成大国俱乐部中最被动的国家——现在,它被迫站在第一线上,死扛第三帝国的全面攻击。其精华地区惨遭蹂躏,主力兵团一个接一个的灰飞烟灭。但是,德国自身并未得到太大实利,反而深陷两线作战的战略困局之中。它的盟友日本,也因此失去缔结德苏日手牵手同盟的机会,被迫在南进之路和全面收缩之间进行艰苦抉择。唯有美国成为最大受益者,顺势取代苏联,紧紧握住了全球斗争的枢机。现在,美国不仅成了全球最后一个站在战争门外的大国,更成了唯一一个可以自由决定力量投送的大国。

斯大林实在难以理解,希特勒何以如此愚蠢地拱手将全球霸权送给美国人。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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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理性上太难理解,所以斯大林事先才会坚信苏德至少在英国倒下前不会开战。在围棋术语中,有一个名词叫“盲点”,特指高段位棋手才会犯的潜意识错误。苏德战争前的斯大林,无疑深深陷入了这个“盲点”之中。

1941年4月底,丘吉尔致信斯大林,大谈德国在东线军事调度的图谋不轨。据朱可夫回忆,斯大林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用德国人吓唬我们,再用我们吓唬德国人,有人就唆使我们互相敌对。”希特勒的过人之处也正在于,他直觉性地意识到了这个“盲点”的存在,并亲自操刀上阵,做足戏份,蒙蔽斯大林的双眼。 5月14日,也就是百万德军已经开始做闪击苏联的最后准备的时刻,希特勒亲自致信斯大林,大谈军事互信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为了在组建袭击部队时避开敌人的眼睛和飞机,并考虑到不久前在巴尔干半岛的战役,沿苏联边境集结了我大量的军队,约有80个师,这可能引起一些谣言称我们之间可能会兵戎相见。我以国家元首的名誉向您担保,不是这么回事。就我而言,我也理解您可能会因此在边境集结足够的军队。因此,并非我们所愿,而绝对是形势所迫,在我们两国的边境有重兵集团在相互对峙,军队在来自英国的传言和推测不断升级的态势下对峙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无法排除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在军队如此密集部署的条件下,冲突的规模可能会很大,到那时将很难或是根本无法追究其起因究竟是什么,停止这种冲突也将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我希望和您坦诚相待。我担心我的某位将军会故意卷入这种冲突去拯救英国,从而破坏我的计划。只需要再有一个月。我准备6月15-20日左右开始将军队从你们的边境向西集中调动。因此恳请您不要受任何人的挑唆,我的某些忘记自己职责的将军可能会挑拨您。当然,我会尽量不给他们借口。如果不可避免地从我的将军那里出现了挑拨,请您克制自己,不要采取回应的行动,立即通过已有渠道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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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堪称20世纪外交界天字第一号诈骗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希特勒的魔鬼天才。这是一种对人性中某些复杂因素的惊人洞察,是专门针对斯大林这种超高智商人士精心定制的专用骗局。其效果之佳,可谓立竿见影。甚至直到6月22日,德军已经大举入侵,多个苏联城市遭到狂轰滥炸后,斯大林仍不相信这是战争的爆发,而执着于这是某个亲英的德国将军的阴谋。一贯唯斯大林马首是瞻的伏罗希洛夫,也忍不住提醒这位伟大领袖注意:“德国人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轰炸我们的城市,这怎么还是挑拨?”对此,斯大林答:“如果需要挑拨,德国将军连自己的城市也会轰炸的。”在经过片刻沉思后,斯大林又补充了一句:“希特勒肯定不知道此事。”

正是这种执念,蒙蔽了斯大林的心智,使他不仅未能及时做好预防工作,甚至在遭到突然袭击后,还幻想着能够通过与希特勒的高层沟通平息冲突。

很快,斯大林发现,希特勒完全知情,不仅知情,而且是这一切的总策划,不仅是总策划,其本人还在其中担纲主演。这个时候,斯大林才知道,这一切都不过是希特勒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惊天大骗局。炼狱般的考验随之到来。

残酷战火中涅槃

随着战争的全面展开,大清洗的恶果终于彻底暴露出来。

红军空有庞大的身躯和犀利的武备,却为神经断裂所苦,步履蹒跚,举止乖张。而德国的百万大军却如臂运指,风云席卷,长驱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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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度专业素养的军官成了比T-34、喀秋莎还要抢手的稀缺物资、决胜利器。斯大林开始不遗余力地搜刮指挥人才。有的人,从看守所、集中营接到特赦令,直接走上指挥岗位;有人在火线崭露头角,迅速被破格提拔,一路升迁。 战争,毁灭了一批人,造就了一批人,更锻炼了更大一批人。

斯大林开始尝试着与职业军官团合作。他本人的军事素养也迅速突破早期的局限,越来越明白军事专业绝不等于装备专业或政治宣传鼓动专业。

1944年3月底,伏罗希洛夫在与年轻军官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以前斯大林不是这样的。可能战争教会了他很多。他好像明白了他也会犯错误,而且他的决定也并不总是最好的,其他人的见解和经验可能更有益。年纪也影响到了斯大林:战前他还年轻,过于自信了些……”1942年后出任苏军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也回忆道:“……在战争过程中他明显改变了,开始有克制地、平静地对待我们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各局的工作人员、方面军司令员。甚至有时候方面军发生了什么不顺利的事情时,他也能如此对待。”

对斯大林军事能力提升的最权威论定来自朱可夫:“经常有人问我,斯大林究竟是不是军队建设方面的杰出的军事思想家和通晓战略战役问题的军事家?我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最高统帅斯大林的这方面的才能,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表现尤为突出……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政治领导经验、巨大的洞察力和渊博的知识。他善于从战略情况中找出主要环节,并抓住这个环节,采取对策,组织相应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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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一个新彼得大帝的身影已经开始显现。不应忘记,很多重大军事行动,都是用俄罗斯历史名将来命名。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也挂满了这些人的画像。对教条主义者而言,伟大领袖似乎已经发生了蜕变。但更多的人感到,这是胜利的曙光,是对伟大的俄罗斯精神的回归!

很显然,战争改变了很多,包括斯大林。只是,这改变绝非一蹴而就。对红军而言,1941年的战局可谓尸山血海。最后只是靠了严寒和德军的失误,才勉强在莫斯科城下稳住阵脚。此后的反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未能收复重镇斯摩棱斯克,也未能对任何一个军级以上的德军单位造成毁灭性打击。

在经历了第一个冬天的酷寒和第一个春天的泥泞后,1942年战局再次以红军的惨败开场。从哈尔科夫到顿河,再从顿河到伏尔加河,苏军一溃千里。

迄今争议不休的227号命令,就是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传达到每一辆战车里,每一门火炮旁,每一条战壕内,用沾满泥血的手传递,用沙哑的声音宣读,被炮火的闪光照亮,因坦克群的轰鸣而断续。

越来越多的士兵听明白了命令的实质:俄罗斯虽大,已无后退之处。祖国母亲的胸膛已经裸露在敌军的刺刀前。任何一个人,一个单位,如无上级命令,擅自撤退,则退一人杀一人,退一连杀一连,退一团杀一团。而且要追责到死者的家人,为之打上永远的烙印,甚至不惜进行强制劳改教育。当然,例外总是存在,对于那些态度特别良好或情况较为特殊者,可以暂时免死,编入惩戒部队,以必死的战斗洗刷曾经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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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一个新彼得大帝的身影已经开始显现。不应忘记,很多重大军事行动,都是用俄罗斯历史名将来命名。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也挂满了这些人的画像。对教条主义者而言,伟大领袖似乎已经发生了蜕变。但更多的人感到,这是胜利的曙光,是对伟大的俄罗斯精神的回归!

很显然,战争改变了很多,包括斯大林。只是,这改变绝非一蹴而就。对红军而言,1941年的战局可谓尸山血海。最后只是靠了严寒和德军的失误,才勉强在莫斯科城下稳住阵脚。此后的反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未能收复重镇斯摩棱斯克,也未能对任何一个军级以上的德军单位造成毁灭性打击。

在经历了第一个冬天的酷寒和第一个春天的泥泞后,1942年战局再次以红军的惨败开场。从哈尔科夫到顿河,再从顿河到伏尔加河,苏军一溃千里。

迄今争议不休的227号命令,就是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传达到每一辆战车里,每一门火炮旁,每一条战壕内,用沾满泥血的手传递,用沙哑的声音宣读,被炮火的闪光照亮,因坦克群的轰鸣而断续。

越来越多的士兵听明白了命令的实质:俄罗斯虽大,已无后退之处。祖国母亲的胸膛已经裸露在敌军的刺刀前。任何一个人,一个单位,如无上级命令,擅自撤退,则退一人杀一人,退一连杀一连,退一团杀一团。而且要追责到死者的家人,为之打上永远的烙印,甚至不惜进行强制劳改教育。当然,例外总是存在,对于那些态度特别良好或情况较为特殊者,可以暂时免死,编入惩戒部队,以必死的战斗洗刷曾经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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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vtl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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